美国人罗斯·特里尔所著《传》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1974年3月14日,苏联一架米-4武装侦察直升机越入中国新疆境内纵深70余公里,被中国机关审查。查明原因后,1975年12月27日,中国通知苏联大,决定机组,交还直升机。
长期以来,对于此事的具体情况无人所知,前不久,俄罗斯《军事铁人》周刊记者瓦连金·扎伊采夫专门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调查。
运送病人还是侦察?
1974年3月28日,苏联致函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新权,再次就米-4直升机越境事件进行沟通。中称,3月14日,苏军一架米-4直升机在接送重病士兵的过程中,在天气恶劣和燃油耗尽的情况下迫降在中国境内。米-4直升机机组人员在迫降前将详细情况向机场做了汇报,因此米-4直升机的行为绝非“有意”。同时,苏联还否认了中国的“侦察说”。苏联方面在解释的同时,急切要求中方返还直升机和机组人员。
从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中苏两国边境不断发生摩擦。不过,这次米-4直升机事件在经历19个月的起伏跌宕后,最终得到解决。当机组人员返回苏联后,他们对国内关于此事的虚假报道惊愕不已,不光泛滥,连苏联国家和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们也对中国进行了大量不实报道。
为了查清事情的,记者瓦连金·扎伊采夫专门采访了事件当事人弗拉基米尔·戈里高利耶维奇·布切利尼科夫。
从蒙古到中国
1974年3月14日,一架编号为“24”的苏军米-4直升机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斋桑泊机场起飞,前往一个偏远的阿尔泰村庄,那里驻扎着一个边防哨所,一名士兵病情严重。驾驶舱内悬挂着一面代表苏军作战部队最高荣誉的信号旗,这表明该机曾参加过苏军最高级别的军事竞赛,并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
机长是亚历山大·库尔托夫,他还兼任员。驾驶员亚历山大·乌兹科夫,机械师就是正在接受采访的布切利尼科夫。航程刚刚过半,他们接到风暴,不久他们就看到前面山头上起一层厚厚的积云,高度在4500米左右。出发前,为了给病人和医生提供更多的空间,米-4直升机卸去了所有供氧设备和降落伞。进入云层后,机组人员很难确定自己的方位和前进的方向,就在此时,直升机上的无线电通信系统也失灵了。顺便提一下,两周之后,即3月28日,苏联发给中国大的中称,机组人员在迫降前将详细情况向机场做了汇报,这显然与实际情况有矛盾。
此刻,米-4直升机已经起飞四个多小时,突然驾驶舱面板上闪起了黄灯——燃油快耗尽了,米-4直升机只得紧急迫降。当直升机降落在一个山谷里后,他们发现远处都是带着大檐帽的牧马人,他们以为自己是飞进入蒙古国境内。于是,他们不得不再次起飞,当直升机穿过一条河流后,面板上闪起了红灯——燃油快耗尽了!机组觉得现在总该飞回苏联了,于是就第二次降落下来。布切利尼科夫率先爬出机舱,来到一个小山坡观察情况,很快跑回来报告,“直升机正在被一个不明的民兵组织包围,他们手里还拿着武器!”机组人员立即关闭好舱门,随后舱门外就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经过辨别,外面的人说的是中国话。接下来,是斧头敲打机舱的声音。
在中国期间看苏联电影
一会儿,中国民兵就将米-4直升机上的苏联军人一一押出来。到了村里,中国人给他们端来了羊肉、馕和奶茶,尽管双方语言不通,但可以看出中国人并没有他们的意思。随后,从远处赶来的中国边防军人用汽车将他们押往乌鲁木齐,在新疆,开始了长达数天的审问。
人员主要询问他们是从哪个而来,带着什么样的侦察任务,为什么携带武器?在突击中,中方人员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身体检查。过了一段时间,中方监管人员放宽了对他们的要求,允许他们在院子里散步,打乒乓球,到服刑人员俱乐部看电影,有时还放映一些苏联影片。
1975年夏,一架伊尔-18客机将三名机组人员送到郊外的一座大型。他们很快就猜到,可能马上就要被回国。随后他们还受邀参观包括“友谊”人民、石油化工厂和著名的烤鸭店,最后还去了长城,布切利尼科夫兴奋地在城墙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返回后,他们终于见到苏联驻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大使告诉他们,中国已经撤销对他们犯有间谍罪的,并同意送他们回国。
伟大的中国人民没有错
回国后,“怀疑一切”的克格勃没有怎么为难他们,只是简单地数落了他们一通,要求他们在以后执行任务时要多加小心。为庆祝布切利尼科夫平安返回,妻子和女儿还专门陪他到黑海度了一次假。不久,布切利尼科夫和驾驶员乌兹科夫都考上地方大学,开始了新的生活。
两年后,除机长库尔托夫外,其他两人都被安排转业。布切利尼科夫返回家乡乌克图斯,在一家航空公司担任飞行员,并成为该公司最出色的飞行员之一。在结束采访时,记者问布切利尼科夫是否对中国人怀有怨恨,他激烈地反驳道:“我对中国同志绝对没有一点怨恨。”他认为,当时中苏关系极端对立,不论两国如何斗争,但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没有错的。随后,他从柜子最里面找出一张照片,是在中国长城上拍摄的,照片上还印有一行汉字,写的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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