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背图全集历史在时间跨度足够长时会不断重复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的周期率首先表现为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但这种交替只是分析问题的起点。
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工业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危机频繁发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其中蔓延最广、力最大的两次，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内生矛盾积累到无法调节程度后的集中爆发。
本项研究通过历史比较来理解过去，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应对本轮金融危机，我们希望通过历史比较获得主动性。
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理解和判断往往在实验室进行，而社会科学没有研究实验室，当统计数据不充分、研究对象又十分泛化时，替代的研究方式可能是进行历史比较。正如在自然界存在着气候变化长周期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只要时间的跨度足够大，也会发现历史的重复现象或者相似之处。
这两次危机之间实际间隔约80多年，如果加上上次大萧条之前的历史背景时间，可用于比较研究的时间超过百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发生了两次重大的技术，人类也经历了两次最大的繁荣与萧条的更迭，这使得这个宝贵的时间成为进行比较研究最难得的实验场所。
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历史的周期率。周期性是历史变化和自然界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点。历史在时间跨度足够长时会不断重复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的周期率首先表现为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但这种交替只是分析问题的起点。
本项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试图发现在两次繁荣萧条之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相似程度，更准确地说，这项研究是试图理解两次危机发生前技术和经济背景的类似性，刻画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为和大众心理的特征，描述两次危机的宏观发展轨迹，从而为应对危机的决策提供依据。
历史重复自己性方式，也有非线性方式，有符合逻辑的精准变化规律，也有逻辑不清的意外变化，甚至还有很多无释的历史困惑。我们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归纳两次危机的不同点，试图总结出两者的共性特点，并得出初步的政策结论。
由于历史事件和比较的对象极为宏观，可以用于翻阅资料和进行数据比较的研究时间十分有限，我们的描述选择了较为粗略的方式，描述的重点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即便是对“是什么”的描述也十分困难，因此这项研究大纲仅是更深入研究的起点。
1.人口结构不同。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制定公共政策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大萧条期间的人口年龄较轻，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而本次危机发生的时候，人口的年龄已大大提升，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福利化制度和人口年龄因素造成劳动力的市场适应性减弱，人们更乐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变革。
2.技术条件不同。大萧条发生在第二次技术之后，而本次危机发生在第三次技术之后，在两次技术之后，人类技术进步的程度大大提高。特别是在军事领域，核武器的发展使得主要国家具有相互制衡的能力。同时，本次金融危机是在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条件下产生的，这会加重风险的扩散和共振，使这次危机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且市场同步波动更明显。
3.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发生了进化。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国家吸收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从无到有且日趋完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了稳定器和刹车系统。另外，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基于对上次大萧条的认识，主要发达国家都对经济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经济落体的状态。因此，本次危机对经济和社会的短期损害还没有达到上次大萧条的程度。
4.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框架下，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目前全球的货币制度以纸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替代了传统的金本位制度。资本市场的程度大大提高，跨境投资现象比较普遍，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使得单个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更加交融。虽然会有主义的和损人不利己的种种行为出现，但是这些做法将损害本国、企业和居民利益，因此将是短命的。
5.新兴国家崛起和全球经济格局不同。上次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欠发达国家受到严重的外部震荡，但只有消极接受的无奈，没有力量拉动全球经济回升。而本次危机截然不同，全球力量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在发达国家内需下滑的时候，世界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这些国家的巨大需求对经济下滑的拉升作用加大，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从中心扩散到外围，但是从外围折射到中心的力量巨大。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发生之后。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是在第二次技术后发生的，而这次危机则发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后。从技术发生到产生危机的时间大为缩短，1870年以后发生的电力技术到发生1929年的危机间隔了60余年，而1980年以后发生的信息技术与本次金融危机之间只隔了30余年。其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都采取了极其自流的经济政策。1929年大萧条之前，经济的自流政策创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
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强大的产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作用下，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也都采取了经济化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际的经济程度和对监管的放松接近甚至超过里根的做法。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而且表现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虽然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的推动下，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权威、变革和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和民间相互影响，其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两次危机前的产业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在宽松货币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膨胀的力量和缺乏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质疑：经济学关于人的假设是否具有性？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929年大萧条还没有明确的宏观经济理论指导，而本次金融危机则是宏观经济政策长期服从于选举目标。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实施正确的政策困难重重。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取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上升和股市繁荣往往带来一次虚假复苏，但很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是这样，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同样，当国内矛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向外部转移和推卸责任。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大萧条后，世界在中发生了凯恩斯。在这次危机中，虽然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粘性”，使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同时，全球通缩压力、欧洲主权债务恶化等导致的负面效应，全球经济又一次进入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境地。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诞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