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在中国生活的印支难民达30万。
原载《文史精华》2013年10期作者：孙纯福
据我国民政部原部长李学举主编的《民政30年》一书介绍，目前在中国生活的印支难民达30万。这些难民以越南驱逐的为主，从1977年越南当局开始驱逐难民，受其影响也有从柬埔寨和老挝输入中国的难民。越南当局仅从1978年4月至1979年6月，通过云南的河口、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兴及凭祥口岸拥入的越南难民即达26.5万多人，到1980年初，共有28万多人。这些印支难民，至今分布在广西、广东、福建、云南、江西、海南6省（区）196个安置单位，其中越南难民多达99%。
解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建设，致力于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坚持和平共处，那么又为何有大量难民拥入中国？笔者曾亲睹了越南当局驱赶华侨回国，并对他们为何被驱赶，他们的悲惨遭遇，作过深入调查，如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因为是中国人华侨变成难民
1978年10月，我在昆明军区第11军32师政治部当干事，部队因为将要在边境一线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上级首长派保卫干事王宗誉和我到演习区域的县及村寨进行敌情（注：境外仍有国民党残军对我边境进行骚扰）、社情、民情的了解。
10月6日，当我俩乘坐地方客车行至在河口县时，还没到县城就开始堵车，因路窄，一堵就是几个小时，货车、客车、拖拉机、马车，一路靠边停，让载满人的客车和敞篷大卡车先行。这些大卡车上坐满了大人、小孩，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妇女，肩上挎了个包袱皮，一个个神情悲凄，低着头不说话；有的妇女眼睛红肿，看得出是过分悲伤哭成的；有的不停地还在抹泪，目光呆滞，自言自语“没有我，老人怎么生活，怎么生活......”我们下车一问，车上一个中年男子抹着泪告诉我，他们是越南华侨，如今成了难民，是被越南当局驱赶回来的华侨，载运华侨难民的车，一路浩浩荡荡，我数了数共有61辆，足有2000多人，而且不断还有从云南内地开来的车接运华侨。
华侨怎么成了难民？我不解。关于难民的定义，早在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就有过统一的界定，认定书说“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受到迫害而留在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而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都属于难民。根据这一规定，我立即意识到他们被赶回中国，不是政治见解不同就是受到了迫害。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探个究竟。
当即我和王宗誉下了车，朝河口县城走去，到了中越大桥已是下午4时。大桥大约300米长，15米宽。越南那边还有华侨不断拥向大桥，大约有1000多难民们挑着行李，带着小孩拥挤在大桥上，速度很慢。我站在大桥我方一侧，当华侨要进我国时，我看见荷枪实弹的越南兵不时地用枪托敲打着华侨，催促他们赶快走。一个中年华侨，怒视着越南兵，质问他：“你为什么打人？”越南兵又一枪托朝他头部砸去，顿时鲜血从他的头上流下，涌在脸上，满脸布满了鲜血。这回他没有骂越南兵，而是怒目圆睁，双手举起紧握的拳头，在越南兵面前晃动几个回合，那意思很明白：我们总有一天要揍你！然后快步跨入大桥我方一侧。我边防军战士看见了越南殴打我华侨的行径，他们一个个神情严峻，压住怒火，紧握钢枪，坚守着自己神圣的职责，因为他们每天都在目睹越南兵驱赶殴打我华侨难民，上级指示不准指责越方，更不准开枪。
我立即将这位被越南兵殴打受伤的华侨扶到急救室救治。还未走出大桥，我往桥下一看，惊呆了：河流中，有五艘破船载满了华侨难民，从越南驶向中国，其中一个中年妇女大声喊叫着什么，扑向后面一艘船，看得出她要随亲人来中国。刚爬上船，一个越南警察赶来了，只见他手持警棍猛地朝这个妇女砸去，她“扑咚”一声掉入河里，随波流向下游。我不忍心再看，带着这位受伤的华侨走进了急救室。
我医护人员马上为他上药打针包扎伤口，他十分感激，紧紧握住我的手连说谢谢。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到越南的，又为什么被驱赶回中国。这一问，他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用袖子往脸上一抹，愤怒地向我叙述悲惨的遭遇。
他叫黄兴云，25岁，家住越南安沛市。他父亲黄通辉，云南昆明人，解放前到越南做生意，留在了越南，后与越南姑娘阮玉贡结了婚，不久生下了黄兴云，自然父亲也就加入了越南籍。1953年，黄兴云刚出生一个月父亲参加抗法战争，当年在奠边府战役中英勇牺牲。黄兴云长大后娶了越南妻子武仙，并生下一对儿女。早在1978年初，越南当局开始清理户口，说黄兴云是中国人，必须回中国去。
他与当地官员据理力争，说父亲加入了越南籍，他本人在越南出生，是越南国籍应该留下来，当地官员不听他的，说奉上级命令，黄兴云必须回中国。无奈之下，黄兴云提出要回就和母亲妻子儿女一起回，母亲老了不能劳动必须留在身边。岂料，当地官员还是不同意。眼看骨肉要分离，黄兴云母亲阮玉贡给当地政府留下一封遗书，然后上吊自杀身亡。母亲在遗书写道：希望政府不要驱赶儿子，骨肉不能分离，就算我求你们了。可是阮玉贡的生命并没有能换来政府官员的同情，最终黄兴云还是以难民的身份被驱赶回到了中国。
我们正谈着，一个叫王光喜的难民来看黄兴云，告诉他晚上住河口县体育馆。他见我是军人，又在日记本上记录什么，也许是找到了诉苦处，王光喜几乎是吼了起来：“解放军同志，你们给评一评理儿，看世界上还有没有像越南这样不讲理的国家！”
王光喜，55岁，云南广南县人，解放前13岁时随父母逃难到了越南。到越南后，他在越南朗那县做药材生意，扎下了根，一家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拼博，创造了不少财富，拥有一家药厂，药品远销越南全国。王光喜长大后与华侨姑娘洪丁香结了婚，婚后他们生下3个女儿1个儿子。父母死后安葬在越南，1978年初，上级突然通知王光喜一家人必须回中国。王光喜不解，问为什么，当地官员答复，因为他们原籍是中国人。如果能正常地回中国，王光喜倒也乐意，因为你越南要排斥华侨，不能容纳中国人，中国政府一定会接受他们的，他马上到银行办理转账和提取现金，准备兑换美元回中国，可接到银行的通知，暂时不能办理。
这时有人给王光喜出点子，如果让他儿子去当兵，也许就不会被驱赶，财产也会得到保护。当即王光喜送18岁的儿子王学辛去当了兵，不久儿子被派往柬埔寨打仗。到了1978年10月，越南当地官员命令王光喜和妻子及3个女儿立即离开越南回中国，王光喜连忙去银行取款，结果被告知，他打拼一辈子上千万元的存款不允许带走，一家人只好含泪离开了越南。
王光喜的话音刚落，又有十多个华侨围着我反映他们的遭遇，一个名叫陈景堂的华侨，左手吊着纱布带，揭露越南当局对他进行殴打，左手被打断，然后由几个边防军人，将他拖到中国边境......
向我控诉的人越来越多，我强忍住怒火，快速记录，答应他们一定向上级反映华侨们的悲惨遭遇。
因讲公道话被驱逐老挝
谁也没想到的是，越南当局由起初的驱赶华侨难侨，制造震惊世界的难民潮，后来在苏联的支持下背信弃义，以我为敌，侵柬反华，疯狂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屯兵中越边境，蓄意制造事端，不断侵犯我国领土，向我境内开枪开炮，打死我国边民，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对过去的“同志加兄弟”，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我军不得不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作战。
我随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自卫还击作战。作战前部队从地方抽调不少懂越语的人到部队担任翻译。由于需要量大，从各大专院校抽调学越语学生担任翻译，已满足不了要求。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到各难民农场抽调了一批刚被越南驱赶回国愿意参战的华侨难民担任翻译。这些翻译中就有上述提到的黄兴云、王光喜、陈景堂等人。战争结束后，根据领导的安排，我和干事吴永和将参加作战的翻译，护送到他们的所在地，我们所护送的翻译共40人，乘坐一辆大客车，分别将他们送往云南的耿马、元江、芒市。
1979年4月28日下午4时，我们到达了中缅边陲县城勐海县。从这里到耿马县还有380公里，不能再前进，因为前面没有接待站，我们在勐海兵站住宿，准备第二天清晨赶往耿马县。
经过与翻译们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都依依不舍。刚住下来，翻译杨贵平、韩飞就拉住我的手，说出去走一走，这一分别不知哪年哪月才有机会见面。我们漫步在中缅边境的林荫道上，总有说不完的话。
走着，说着，蓦地，从缅甸方向向我打洛口岸拥来不少老百姓，他们大多衣衫褴褛，有的用竹篓背着东西，左右手一边领着孩子，年轻人挽扶着老人步履艰难地走，他们大多数肩上挎个挂包背个包袱皮，几乎是两手空空，面无表情地走着。这时走在前面的一个中年男子宣布原地休息，等待中国政府派汽车来接。我走上去问他，你们从哪里来？中年男子叫孔光明，他告诉我，他们是难民，共有156人，被老挝政府驱赶到泰国，再从泰国转道缅甸，最后被驱赶到了中国。
“阿叔！”突然，从难民队伍中一个小孩跑到我旁边，扑在我身边的翻译韩飞怀里，大声哭了起来。韩飞认出他后，又惊又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紧紧地将他搂在怀里。因为我国政府安排的汽车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到，就此等待的机会，我要韩飞问这孩子和难民们是怎么来到中国的，他们边谈，我边认真地记录这156名华侨不同寻常的凄惨遭遇。
呼唤韩飞阿叔的孩子名叫韩桥，今年13岁。韩桥的父亲韩峰解放前和弟弟韩飞到老挝谋生，后韩飞做生意到了越南，与越南姑娘结了婚，住在越南的老街。韩飞的哥哥韩峰在老挝做生意，他与老挝姑娘朗帕结了婚，婚后生下韩桥，家住老挝首都万象。平常韩峰、韩飞两兄弟跑跨国生意常常见面或通电话，在越南大批驱赶华侨后，两兄弟失去了联系。
韩桥含着眼泪告诉叔叔韩飞，他父亲韩峰那不堪回首的厄运。
韩峰因为有文化，常往返于老挝、泰国做跨国贸易生意，业余时间也常写写文章，他的文章常在万象、泰国曼谷的报刊发表。1978年越南悍然出动20余万兵力入侵柬捕寨，这个时候，韩峰正在泰国曼谷进口商品，他得知这个消息后，挥笔疾书，写了篇题为《越南不该在地区称霸权》的文章，分别在《曼谷日报》、老挝的《万象日报》《老挝华报》发表。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这个时候，越南因战争的需要，在越老边境大量陈兵，主要防止中国军队从老挝发兵围剿越南，为此越南派出大批情报人员进入老挝搜集各种情报。越南情报人员在看到韩峰等人写的有关越南侵柬文章的看法后，越南政府向老挝政府提交了一批中国人的名单，包括韩峰在内，向老挝政府施压，称韩峰等人是反越的中国人，他煽动越南人造反，要老挝将他们交给越南处理或以难民的身份将他们驱赶出老挝，并规定必须先将他们驱赶到泰国。因这时泰国与越南关系紧张，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在柬泰边境陈兵，威肋泰国的边境安全，泰国政府指责了越南的侵柬行径。为此越南大为恼火，制造难民，将难民驱逐到泰国，就是向泰国政府施压。老挝政府迫于压力，1978年12月不得不将韩峰、江华、陈东昌、盛木广等一批有文化，在老挝常发表文章或担任报刊编辑记者的人，从老挝驱赶到了泰国，这批人包括他们的亲属共有156人。
年仅13岁的韩桥和父亲韩峰随这批难民朝泰国边境走去。母亲因为是老挝人留在了老挝，韩峰领着韩桥踏上了逃难之路。一天深夜，在老泰边境，韩峰突然莫名其妙死在了草棚里，难民医生检查，韩峰是喝了有毒的水，被毒死的。那么是谁害的呢？这一直是个谜。韩桥扑在父亲的遗体上哭得死去活来，可并没有赢得遣送人员的同情，他还是被拖上船，经湄公河到了泰国。
这批难民，在泰国难民营待了5个月后，经泰老双方协商，老挝政府坚持认定他们是中国人，于是老挝负责难民的官员从泰国经缅甸将这155人（途中韩峰死亡）送往中国。
听了韩桥的哭诉，还有同来的华侨难民不断地插话，向我们控诉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因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们，为他们做些什么。这时韩桥紧紧抱住叔叔韩飞的双腿不肯走，说要跟着叔叔走，韩飞也想留下他。可我方政府干部却不同意，他说：“这是从老挝驱赶来的华侨，有名单在册，他到底是老挝、泰国、柬埔寨还是中国人，是有国籍还是难民有待甄别，因此，你不能带韩桥走。”韩飞急了，几乎在哭着哀求：“我可拿我的良心做保证，他是我的侄子，他父亲是我的弟弟，已被害死，如今他孤身一人，你们就可怜可怜他吧，让他跟我走。”我接待难民的一位姓岩的干部也许被说动了，有些犹豫，良久，他对韩飞说：“把他带走还是不行，如果我们查清了韩桥的身份，将他送往别国就会少一人。这样吧，你今后可以来看他，韩桥和这155人难民一起，将被安排在云南勐腊县勐满镇的华侨农场暂时居住，你今后可以来看他。”见韩桥有了去向，今后可以见他，韩飞含泪离开了。
2004年4月，我到云南勐腊县采访，顺便去看望韩桥。来到勐满镇，镇干部告诉我，华桥农场已经撤销，韩桥等难民经中老双方谈判后确认了国籍，现被送往了老挝的南塔省。我当即前往老挝，在老挝南塔省的芒海牙难民村找到了韩桥。韩桥告诉我，1981年老挝政府已将他们这批难民从中国接回，他在难民村种橡胶种粮食，如今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已稳定下来。
因为除“内奸”他们变成难民
1979年底，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后，被多家报刊聘请为特约记者。1980年3月，在云南边防部队当团长的战友唐孝洪来电话，说越南又在驱赶华侨了，问是否有报道的价值，如有兴趣，赶快过去。接到电话，我马上动身前往中越边境。
3月9日，我赶到云南河口县南溪镇。南溪镇与越南老街省孟康县交界，边境线全长60公里。第二天，在我边防部队和地方干部的安排下，我开始沿着中越边境步行。
上午10时，太阳出来了，雾霭散尽。我走在我方坝吉村小路上，坝吉村对面是越南的木瓜村，木瓜村有200户人家，他们世世代代与我南溪镇坝吉等村子友好往来，双方边贸互市，两国边民长期以来认亲通婚均被认可，越南的母鸡过中国边界下蛋，大爹大妈过来捡鸡蛋是常事。可近年来变了，随行的干部告诉我，越方又开始驱赶华侨了，他们把要驱赶的华侨从各地赶来集中到木瓜村，再经该村驱赶到中国。
果然有30多个越南老百姓，背着简单的行李，拖儿带女，朝中国边境走来了。后面跟着的越方官员和民兵持枪威胁华侨，官员似乎文明点儿，在不停地催促难侨往八字河走来。八字河有20多米宽，因为是旱季水不深，只淹到膝盖，难民们还未到河边，我方政府干部唐辉云拿起话筒立即喊话：
“木瓜村的村民们，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友好相处的兄弟朋友，维护两国边境的稳定是两国边民的共同责任，你们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们提出，千万不要擅自过来，赶快退回去！”听我方一喊话，老百姓的脚步停了下来。这时越南一个官员也拿着话筒大声叫了起来：“对不起了中国同志，我们也是没办法，是奉上级的指示，不得不将他们劝回中国，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越南官员尽管将“驱赶”，改为“劝回”，却怎么也掩盖不了旁边持枪的公安用武力相威胁。
倾刻，只见老百姓一个个走进河里，大人领着小孩，年轻人扶着老人，蹚着河水进入中国的坝吉村，他们一共31人。
走到最前面的是徐小才、吴付敏夫妇和两个儿子。突然徐小才“扑通”一声领着一家人跪在我们面前，哀求道：“中国兄弟，我求你们了，千万不要送我们回去，再回去，我们没有办法活！”来接应的我方政府干部连忙把他们扶起，一个负责干部对面前的难侨保证道：“同志们，到了中国就等于到了家，我们不会驱赶你们回越南，要回去也只能通过两国政府双方谈判解决，你们必须有尊严地回去，必须有尊严地生活在越南，在越南不接受你们前，你们就生活在南溪，我们会让你们有饭吃，有地方住的......”
听我方干部这么一说，难侨们就像吃了“定心丸”，一个个脸上露出了笑容。徐小才则当众控诉越南驱赶他们的所作所为。
徐小才原籍是云南屏县，解放前父母为谋生到了越南孟康县，父母死后安葬在孟康县城，他们都早已加入了越南籍。岂料，1979年2月，中越双方爆发战争。战争结束后，越南自上而下开始检讨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内部出了叛徒。于是在整个边防县城掀起锄“内奸”运动。结果查来查去，我祖祖辈辈生活在越南的华侨成了牺牲品，成了被驱赶的对象。这时35岁的徐小才，被越南公安局抓去审问了半个月，问他越中战争期间在哪里，去了什么地方与什么人接触过，特别是回中国探亲没有。徐小才如实作了回答。尽管这期间他没有回中国探过亲，还是以重大怀疑对象准备判刑。徐小才大喊冤枉，四处申辩。最后越南当局才作出决定，对徐小才不予判刑，没收所有财产，全家驱逐回中国。
徐小才刚说完，随行干部接到通知要他们赶快往前走，前面有情况。我随我方接受难民的干部继续沿着八字河走。
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看见河对面的越南又来了一批难民，他们拖儿带女，挑着、扛着、提着简单的行李朝中国边境蹚河走来。对面是越南的那洛村，同样有越南官员和公安驱赶着，因为越方是有组织有计划地驱赶华侨，我方干部知道再喊话劝他们回去已不起作用，只好站在我方一侧一个个地数着过河的难民，整整40分钟，共有68个难民，其中男性38人，女性30人。
刚过境来中国，一个名叫王光吉的小伙子，是38名男性中的一个。当难民过完后，他大叹一声说道：“好，他们没过来，我就放心了。”我问他还有谁没过来。这一问，王光吉向我道出了一桩秘密。
王光吉同漂亮的越南姑娘罗凤春恋爱有一年多时间，就在他俩决定结婚时，风云突变，两个人都遇到了天大的难题。越南政府决定驱逐王光吉一家人，同时被驱赶的还有王光吉的叔叔两户人家16口人。而这时当地的一个官员儿子看上了罗凤春，一直在追求她，罗凤春问他怎么办。思来想去，王光吉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时王光吉的叔叔来求他，希望通过他女友罗凤春的关系，让叔叔他们留下来，叔叔们不甘心打拼一辈子的财产被没收，被当成难民驱赶。无奈之后，王光吉向罗凤春求援，为了救他两个叔叔16口人，希望她嫁给官员儿子，条件是两个叔叔必须留下来。罗凤春心地善良，她一直爱着王光吉，如今为心爱的人付出，为救两家人，她含泪同意了王光吉的请求，接受了官员儿子的求婚。过后，王光吉两个叔叔16口人免遭了被驱赶的厄运。
听着，我紧紧握住王光吉的手连声说：“你做得对，让你受委屈了。”
离开王光吉等68个难侨，我们继续往前走。沿着边界我们又目睹了对面越南的景凤寨、安哈寨子也在驱赶华侨，有的三三两两，有的三五成群，我还看见，有一个中年男子，趁人不注意时钻进了树林，大概他是想待到天黑后重返他的家里。到了下午6时，被越南驱赶进入我南溪镇的难民有68户，共451人。
至今这451人，被我政府安排在云南河口县南溪镇龙堡村居住。为此，专门成立了难民村，并分配了田地。如今他们在这里盖房，种地为生，已与当地村民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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