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开篇，引用了杨慎的《临江仙》词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成败转头空”，似乎一锤定音地表达了对英雄的价值及其与时代的关系的强烈不屑，但是，仔细翻检，一部《三国演义》，都在满怀地以刘关张为核心的祛奸秉忠匡扶汉室的英雄人物，情不自禁地感叹“说破英雄惊煞人”“随机应变信如神”。英雄与时势，两者缺一不可。究其实，中华民族历来就常崇尚英雄人物的，从失败自刎的楚霸王项羽，到雄霸天下的成吉思汗，而死的岳飞，都彪炳青史，世代流传。
而军事文学，恰恰是英雄人物的最重要方式。这是因为，举凡重大的战争与灾难，都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兴灭，都在着临危受命、英勇的中流砥柱，而且，一个源远流长的古老民族对英雄的，许多时候都不会落空，板荡而识英雄，无论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悲剧或者兴灭继绝的正剧，都把中华民族穿越数千年的曲折而生生不息、自强不已的奋斗，尽情地彰显出来，让后来的人们永远追思前人的伟大，接受英雄的血脉传承，以面对自己的时代境遇、历史难题而不低头、不，到底，向死属蛇的属相婚配表而生。确如部队作家黄国荣所言，“英雄主义是一个国家之魂，是民族之魂，是军人之魂……一个不英雄的国家，不可能是英雄国家；一个不英雄的民族，也不可能是英雄民族；一个不英雄的人，他不可能成为英雄。”
新时期伊始，20世纪80年代的军事文学，就对这种英雄书写的悠久传统，做出了极好的继承和创新。如果说，古典文学中的英雄人物，无论是《水浒传》还是《三国演义》，个中的英雄人物都是自以为秉承，因而获得了极大的信心和勇气；如果说，从“文学”到“红色经典”所描写的英雄人物，是了教育、富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和主义理想；那么，新时期伊始的战争英雄，如徐怀中《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和赵蒙生，就是切入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血脉，写出经历了从“”到“”的灾难、“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一代风流人物。紧接着，朱苏进的《射天狼》《凝眸》写出了念兹在兹地为了战争而存在却始终没有喋血疆场之机遇的高度性格化的战争精灵，莫言的《红高粱》写出浑厚土地上“最能喝酒最能爱，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敢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草头农民，周梅森的《大捷》写出了命运弄人、偶然天成的荒诞胜利，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塑造民族英雄的界面。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一起到来的市场化转型，其本性就是化、功利化的，与崇尚境界、超越个人功利的英雄叙事有着内在的龃龉。然而，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也罢，民族心灵的定势也罢，市场化浪潮激起的喧哗与骚动也罢，都把书写新的时代英雄的迫切性直抵作家面前，检验着作家的才华和胆识。
时代的转变带来文坛的调整，以读者阅读兴趣的转移，在创作主体的个性追求与市场选择机制之间，进行雅俗通融，不失为有效的写作策略。邓一光的《我是太阳》，塑造了敢于“我是太阳”，即便是今天被打下去而明天照样升起的英雄人物关山林。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描述了从乡村走出来的梁大牙如何在误打误撞和九死一生中成长起来，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人民军队高级指挥员的历程。都梁《亮剑》的主人公李云龙，明确地张扬一种在决定性的危急关头敢于亮剑，敢于投入殊死决斗的豪迈气魄。这一组作品有着某种共性，淡化意识形态的决定性，更多地依赖于人物的不不退让的个性，而且，还通过此前作品中少见的知识女性对血性军人的爱情选择而加以。其人物和情节的传奇性的加强，秀外慧中的女性形象与情感因素的皴染，都强化了作品的可读性，拉近了作品与读者的距离。恰恰因为这些因素，它们先后被改编成同名的电视剧，使其进一步通俗化和流行化了。
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世纪之交几位部队女作家的孜孜努力。无论是《英雄无语》的作者项小米，《走出硝烟的》的作者姜安，还是《我在天堂等你》的作者裘山山，她们都跳出了一己之拘囿、之悲鸣，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历史，投向“母亲”“奶奶”等历史的过来人，力图从女性的立场切入深层的、社会的历史，重述英雄与时代、英雄与性别的重重纠葛，拓展出女性文学的新境界。比如《英雄无语》，朴素而又深情地描述了身为“特科”“我爷爷”为出生入死忠心耿耿的事迹；与此同时，它又致力于体察英雄事业后面隐藏的，捕捉到了一向被忽略的女性为历史为所付出却又难以诉说的。《走出硝烟的》以搏杀的战场上迁徙的女性和新生命孕育者的角度，了战争的严峻和，也为这些在特定历史时期承受比男性更多的痛苦和的巾帼英雄，谱写了独特的颂歌。
纪之交，“纯文学”探索，对隐秘的心灵世界的发掘和，始终不懈地为塑造军事文学中的英雄人物而孜孜以求的，是亲身经历过边境战争的部队作家朱秀海。他描写边境战争的《穿越死亡》，一群军人在极为困窘的战场上如何之火而和再生，成就本色的英雄姿态，被作家展现得酣畅淋漓。他描写东北抗日联军的《音乐会》，在朝鲜少女、抗联女战士金英子死而复生的后面，追问、战争与人性之间的巨大冲突，探索在似乎是不可的时代潮流裹挟中普通人和知识的心灵历程。
进入21世纪，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带给人们以民族的自信，一方面是话语空间的拓展，使得军事文学中英雄书写的界面更为丰富和开阔。
新世纪的文学，按照文学研究专家白烨的描述，呈现为纯文学、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三分天下的新格局。诸多青少年热烈追捧的网络文学，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却也要和满足青少年读者群的英雄想象和浪漫情怀，于是，以刘猛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和兰小龙的《士兵》（后来改编为电视剧《士兵突击》）为代表的特种兵题材乍然兴起，以其狂放不羁的想象力，奇绝险绝的，强中更有强中手的竞技对决，以及年轻一代的军中英雄、“特种兵之王”的横空出世，令读者大呼过瘾，也获得强悍坚韧的励志鼓舞。《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中充满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霸气和绝决，“不抛弃、不放弃”的和简单明快，都具有极强的力，令向往之。
在灾难与战争中塑造英雄形象，正视，直击，歌兑的《坼裂》和黄国荣的《碑》也做出新的突破，获得新的经验。《坼裂》让身处严格管理的军营却又充溢着难以压抑的青春活力和叛逆性的青年医生林絮和卿爽，非常偶然地汶川地震并且投身伤员救治工作，灾难的冲击又超越现实的拘牵，有一种超拔之气。《碑》所选取的战俘题材，界文坛和影坛屡有佳作，但中国还鲜有力作。《碑》的主人公，连长邱梦山，在极为艰险的战场上，临危，用最小的夺取了战场的胜局，他的英雄形象由此脱颖而出。但是，他在战场上负重伤后被俘，在交换战俘中回到部队，陷入新的困境。作为一个希望在社会生活中重新崛起、重新证明自己的战争英雄，他在战后付出了超越的努力，其命运令人感叹唏嘘。
穿越历史云烟，发掘英雄往事，也是当下军事文学写作的一大趋势。老作家徐怀中的《底色》，可谓是一部“奇书”。20世纪60年代，徐怀中曾经到越南南方战场进行实地采访，耳闻目睹越南抗击美国侵略的战场上众多的英雄人物。时隔半个世纪，他将当年的笔记与后来的思考融为一体而成《底色》，洋溢着一种能够逾越漫长历史而依然鲜活的纯态，和特别强烈的在场感。
时当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一批描写抗日英雄的作品也应运而生。这也是英雄书写的另一指向。达真的《命定》，描写了康巴地区藏族青年投身抗日战场的奇迹，浓郁的藏地风情和铺排善喻的藏人口语，为作品增色不少，也为抗战文学别开生面。范稳的《吾血吾土》，也是在对抗日远征军老兵的寻访和战场勘察中写成的。一生经历无数坎坷的赵广陵，其命运的跌宕起伏，被浓墨重彩地刻画出来，具有荡气回肠的情感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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