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有34个省市，330多个地级市，2800多个县城，并非每个地区的房价都高。城市级别不同，地区不同，房价完全不同。
中国房价高的地区集中在北上广深和一些副省级城市。然后地级市、县乡镇、农村，房价逐层往下走。上海，普通住宅均价要3万/平以上，杭州、苏州等周边城市可能要低些，农村自建房可能1000元每平左右。
比如医疗资源，中国最好的100家医院有22家在，19家在上海，9家在广州，北上广竟然占了中国优质医疗资源的一半。教育资源，211大学26所，985大学8所，其他省市望尘莫及。
北上广深的房价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们集中了中国最优质的资源，中国最优质的商业资源，中国最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和中国最优质的人力智力资源。贵州某乡镇的房价之所以低，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些东西。
尽管不少人对大城市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堵车、生活成本高昂等诟病甚多，而且，大城市的部门也对人口流入采取各种措施，如户籍、购房、考高中、大学等，但大城市毕竟机会多、选择多，是创业者的高地、圆梦者的福地，因而仍然吸引着众多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其集中。比如，上海部门曾预测到2020年常住人口将达到2250万，如今却已经超过2400万了。
房价按照资源集中度逐次分布，在没有资源，没有商业资源，没有教育医疗资源，没有人力智力资源的地区，比如广大西部农村，房价只会越来越低；而在资源集中度高的地区，人口净流入，房价会竞价升高。
在经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城市化是必经之，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均在70%以上，英国、美国、日本更是高达90%以上，而中国2015年城市化水平为56.1%，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如今，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创新驱动型，而这就对人才的数量有较高的要求。至于人才，其实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人的基数大了，人才的数量就会更大，因此也就会产生一个集聚的效应。和以前产业驱动不一样，这一轮房价上涨的城市，如、上海、深圳，基本都是科技创新的中心。
长期以来，我们的城镇化都是力求“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但这样的观念其实都是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产物。
那时候，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城市能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有限，必须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大部分人口固定在农村。遇到这种年代，还要通过知青“上山下乡”来搞“逆城市化”，否则城市里有大量年轻人无法就业，容易引发社会问题。
美国的人口就高度集中在东西海岸，2007年次贷危机之后，纽约、、的房价经历了暴跌之后，几年功夫就再创新高；但广大的中部地区，到目前很多城市的房价仍显著低于2007年。为什么？因为中部地区人口持续流失，而东西海岸人口持续增长。
俄罗斯也一样，社会转型之后，人口实现了流动。几年之间，西伯利亚上万个村庄、上千个小镇就变成了野生动物出没的地区，人口都奔向了莫斯科和。
至于中国，近些年来，我国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大量村庄合并消失，而大城市越来越多，2015年，我国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就已经达到142个。
尽管逃离北上广深的口号喊得再响，但情绪化的宣泄，并不能代替的思考。逃回北上广深现象的出现，恰恰说明了中国只有4个一线城市，太少。
美国的超爱大城市，从1940年到2010年，生活在大都市的美国幅增加，占美国全部人口的比重从50.9%提高到83.7%。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一线城市人口占比明显偏低。2015年，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5.2%。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北上广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已经很庞大，实际生活人口都超过了2000万，容纳能力快触到天花板了。
堵不如疏，建设更多新一线城市，这就是疏的办法。中国要解决这样特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十个类似这样的中心城市才行。
如果通过轨道交通建立1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通勤圈，就可以扩展到、，深圳可以扩展到东莞、惠州，上海可以扩展到昆山、嘉兴。这样，以北上广深为核心的通勤圈，足以各自生活3500万到4000万人口。
而天津、重庆、成都、南京、杭州、郑州、武汉、长沙、合肥、福州、西安这10来个城市，完全可以发展成为2000到25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这样，仅仅上述14个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就可以容纳将近4亿人口。
然后再在这些中心城市开征房地产税，从第二套住宅开始征税，从第三套或者第四套住宅开始实施累进制、惩罚性的税制，让住宅在这些中心城市的投资功能被在一定范围内，同时大幅增加住宅用地供应，则“长效机制”基本上可以建立起来。一线城市的房价才可能真正迎来回归。
去年，三四线城市去了一整年的库存，结果一二线城市反而演绎了一轮史诗般的行情。不尊重市场规律，哪怕是也要被狠狠打脸，而且还会使得市场更加扭曲！
人会自然往资源集中度高的地方聚集，当若干年后，11个国家中心城市真正发展起来，一线城市不再稀缺。年轻人为了梦想不用再来北上广深扎堆的时候，这些城市的房价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时候我们也许就能等来铡刀落下，楼市炸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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