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翰眼睛密集图胡绳（1918年1月11日—2000年11月5日），原名项志逖，是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和史学家。胡绳出生于江苏苏州，1927年入第四中山大学区苏州中学（1928年改称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初中部，1931年毕业后升入高中部师范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参加学校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934—1935年在大学哲学系学习，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从事相关文化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曾任武汉《全民周刊》《全民抗战》《救中国》等刊物编辑。1942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直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1946—1948年先后在上海、工作，负责联络爱国人士，后辗转至华北解放区，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这一期间，相继完成《帝国主义与中国》《与》《二千年间》《中国问题讲话》《怎样搞通思想方法》等著作，其中《帝国主义与中国》《怎样搞通思想方法》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中引起巨大反响。1949年以社会科学界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中央马列学院第一部主任、中央研究室副主任、红旗社副总编辑等职。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5年后，历任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第十二届，第四、五届全国常委会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副。曾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史研究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
胡绳主编《中国的七十年》一书，对党史研究影响深远。著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童稚集》《与》《历史和现实》《马克思主义与》等著作，出版有《胡绳文集》《胡绳全书》。
胡绳十分关注青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1997年，胡绳捐出30万元稿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并设立胡绳青年学术励基金，“胡绳青年学术”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尤其是青年学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掖后进、鼓励青年学者成长成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胡绳（1918—2000），原名项志逖，1918年1月11日出生于江苏苏州一个教师家庭。胡绳是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和史学家，尤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筚蓝缕、开拓耕耘，著述丰硕；且颇具理论意识，是中国近代史、中史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其所构建的宏观诠释体系及一些具体学术观点，均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胡绳幼时就聪颖过人，“一进小学就读五年级”。1931年升入高中时适逢九一八事变发生，胡绳就参加了苏州学生第一次活动。国难日亟，的民族危机激发了胡绳的爱国热情。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下，胡绳于1932年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阅读了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列宁的《国家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华岗的《中国大史》等著作，并和地下党组织有了接触。1934年胡绳考入大学哲学系，一年后弃学返回上海。1935年9月，胡绳投身中国领导的文化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一面自学，一面写作，为倾向主义的刊物《读书生活》撰稿，并参加《新学识》的编辑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胡绳于1937年10月写了一首题为《过南京夜闻东北学生唱“松花江上”》的七绝诗，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木落山空夜更凉，石头城下唱松江；沃原千里无颜色，志士如何不断肠。”之后不久，胡绳前往武汉，并于1938年1月加入中国。此后，胡绳辗转于武汉、襄樊、重庆、等地，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先后任襄樊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鄂北日报》主编、生活书店编辑、《读书月报》主编。1941年皖南事变后，胡绳赴，任《大活》编委，翌年在东江游击队的救助接应下返回重庆。1942—1945年，他撰写了大量学术思想评论。1946—1948年间，胡绳担任上海、生活书店总编辑，以笔为枪，纵横驰骋于思想文化战场。在此期间，他撰写了大量借史论政的“史事评论”，并完成名著《帝国主义与中国》。可见，“当年征战笔生花”，确实实至名归，而非过誉之语。1948年10月胡绳离开，辗转进入省平山县解放区，参与中央宣传部的工作。
胡绳于1949年参加第一届人民政协，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团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胡绳先后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人民出版社社长、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学习》社主编、中央马列学院第一部主任、中央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在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担当重任。在担负各项重任的同时，胡绳着力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1973年逐步恢复工作后，胡绳着手撰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并于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即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典范性著作。以后，胡绳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等职务。1985—1998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1988年和1993年，胡绳先后当选为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他还当选为第十二届，第四、五届全国常委会委员。
胡绳对中国近代史早有关注。1936年，年仅18岁的胡绳即发表《〈中国近代史〉评介》，对李鼎声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加以评介。胡绳认为该书对“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经济上的变化”的解读还欠周到，他强调研究近代史不可“忘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指出“国际资本、中国民族资本、封建这几方面微妙的复杂的关系，是不能只用几句概念式的话就算表过的”。他还表明了以史经世的治史取向：“历史虽然不是循环的重复，但是知道了过去确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在”；并且希望有人“能用最通俗的文笔写一本内容正确充实的中国现代史，因为这实在是大众最迫切需要的知识”。此文可谓初露锋芒，既展现出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独到见识，也表露出其致力于近代史研究之志趣。
在发表于《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12期的《夜读散记》中，胡绳了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里对林则徐的讥讽。胡绳认为：林则徐虽然在最初也曾盲目自信，但他抗击侵略，并最早“应该力求自己的进步才真能‘剿夷’”，这是他与那些投降主义者根本区别之处。
1940年，胡绳在《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4期发表《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这是一篇约2万字的论文。此文重视社会经济方面的考察，且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考察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矛盾日趋、下层的斗争此起彼伏、清王朝由兴盛而渐趋衰落的历史演变脉络。此文的一些论述虽未明指，其的锋芒所向实际上是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如对于鸦片战争后的斗争，他论述道：“这种运动的方式虽然出发于直觉的反感，表现出极幼稚的形态，但是我们不愿像有些‘学者’那样地责备当时的是不识国际大体的。”
1944—1945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期间，胡绳于工作之余即用大部分精力学习中国历史知识，“尽量利用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著作，并且做了很多笔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做准备。1946年初，胡绳开始对于中国近代史“进行比较周密的学习和研究”，并写了《辛亥前知识和群众的结合》《辛亥旧事》《初年的政党活动》等文章，对近代中国有了初步的系统认识及一定的史料积累。
1946年，胡绳在《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一文中指出：“由于当前中国实践问题的刺激，使人对于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必须作更精密的研究。”他提倡“采取典型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作深入的研究，由一隅而照见全面”，认为这个方法可以“克服粗枝大叶和概念式的图案的毛病”。
此后他身体力行，着力于中国近百年史研究。领导的进步学术刊物《新文化》，在1946年12月12日该刊次年内容新规划，其中有“特约胡绳先生写有关现代史问题”，“胡绳先生准备拿中国近代史的材料，讨论有关现实的若干问题”。1947年，胡绳在《新文化》发表一系列借史论政的文章。其中《和》《国家是谁的》《百年来的中国》三文，对帝国主义、清朝及中国人民三者之关系作了独到而有深度的剖析，可谓写作《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前奏。
1947年，胡绳在终于撰成《帝国主义与中国》，最初标题为《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与中国》，第一章曾以《近代中外关系的第一阶段》为标题在《世界知识》连载，第二章以《同光之际满清朝臣的媚外课程》为标题在《大学》第6卷第5期（1947年10月1日）发表。此书融合求真与致用，其影响相当深远，堪为之作。胡绳自己认为这本书的写作是他“从主要搞哲学方面的工作转到主要搞历史方面的一个转折点”。我们追溯这本书的写作酝酿过程，不难发现他的这一“转折”绝非偶然，而是长久积累、长期思考的一次喷发。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应时代之运而生，也离不开胡绳所处的及个人际遇。
此书着重阐述清与列强相互的一面，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篇书评即认为此书有助于“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思想”。此书结构新奇巧妙，文字清新流畅，议论精到，史识透辟，着眼于宏观把握近代历史演变趋势，以理论分析见长，而不以史实考证为务。此书出版后，在众多近代史著作中脱颖而出，影响颇广。此书“对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依据”。1949年后不少大学开设的“中国近代史”课程，即以此书及范文澜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为教材。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史的书写中，学者也常将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与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并举，作为最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帝国主义与中国》虽然力图体现提出的“两个过程”，但实际上仍偏重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评论其正面论述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梗概不够清晰，“使近代史中的思想的主流不够突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获得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近代史成为“显学”。此前编纂的“单元式”或“专题式”的著作已无法满足教学科研之需要，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化很快提上日程。学科化大体包括：建立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概念、分析方法工具和诠释框架；形成为学术共同体遵循的研究规范和研究纪律；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与教学体系。这一学科化过程由近代史分期讨论而，胡绳在其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胡绳在1947年撰写《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时，已然对中国近代史宏观架构有所思考：“满清时代雅（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关系的发展可以划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外国人帮助满清打平（败）太平，以年代计，就是由一八四零到一八年。从此以后到中日战争（一四年）为第二阶段，中日战争后又为第三阶段。”
1953年，胡绳为给中央高级党校讲中国近代史而撰写《中国近代史提纲》，由学院印成小后在史学界流传颇广。此时他“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在1954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明晰定型。最能体现胡绳理论独创性的是“三次”这一概念：1851—1864年的太平运动，是第一次；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第二次，以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为标志；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的辛亥为第三次。以“三次”作为分期标准，即可从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史事中寻绎一条基本线索，有助于深入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
经过讨论，各方坦陈己见，胡绳构建的近代史解释体系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同，“三次”也成为审视中国近代史全局、把握近代史本质和主流的核心概念。
“三次”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概念，这一诠释体系被教学大纲采纳并在教科书中加以贯彻之后，中国近代史的解释体系逐渐定型，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与研究课题的选择均产生覆盖性影响。
“三次”是在与学术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由胡绳对既有近代史研究和认识进行理论归纳而成，其提出并被广泛接受并非偶然，具有深层社会思想基础。随着1949年真正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底激荡着民族自豪感，追溯近代以来人民斗争历程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首要要求，这一要求进而被学人某种程度内化为不言自明的共识。因此，在1954—1957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中，从近代中国内部寻求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将关注的重心放在近百年来中国内部事件，而相对淡化列强东侵及中外关系的分量，逐渐成为包括胡绳在内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共同倾向；而且他们对此有着一定的理论自觉。这一取向与时期以中外关系史为中心的近代史研究迥然不同。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参与讨论者虽然互有辩难，实则都以“两个过程论”为基本遵循，运用大体相同的理论方法，相互之间存在着基本共识。但由于各自的角度与侧重点不同，对经典论断的主观解读各异，因而众说纷纭。范文澜、孙守任、金冲及等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有对将片面化、简单化的，他们提出生产方式、社会主要矛盾转换（阶级矛盾与）的视角，希图对“”视角能有所制衡，有所补充与丰富。但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胡绳的“三次”论成为主流意见，并在高校教学大纲中得以体现，通过学科建置进一步强化其影响。但此一学科范式不免存在偏颇狭隘之处，其一，以史为核心而忽视社会经济文化；其二，忽视阶级为应对危局的自身变革，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历史内容相当程度被摒弃于视野之外。
胡绳所构建的以“三次”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史理论框架，以为主线，以历史为中心内容，凸显了近代史的重要面相，抓住了近代史的本质，对推进近代史研究发挥了切实作用。无须讳言，这一框架不能涵盖近代中国的丰富内容，随着时间推移，近代史学科由初创成熟，此框架对后来研究者的创新亦不可避免有所制约。
胡绳在20世纪70年代撰成70余万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并于1981年出版。1995年，他以近80高龄的抱病之躯，再次全书，修订后于1997年将此书再版。该书以“三次”概念为结构骨架，论述了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通过对80年间中国社会阶级力量的发展、演变的论述，分析三次的历史背景与阶级力量配备的变化，论述从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的发展过程，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近代史著作，在宏观把握上高屋建瓴，气势恢宏；史料也较为丰富，能有血有肉地呈现史实。此书体现出作者为克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简单化倾向而做的努力。
以后，学术界开始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加以反思。其时，黎澍、李时岳提出以“四个阶梯”论为标志的“近代化叙事”对“史叙事”提出挑战，并引发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争鸣热潮。为回应时代挑战，胡绳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对自己原有的理论框架做了一定的调整，颇有新见，增强了其解释力，再一次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首先，胡绳就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问题做出反思。20世纪50年代，在胡绳下，学界基本形成以1840—1919年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时限的共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界定的局限性日益。胡绳于1981年提出，“在中华人民国成立已经超过30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1997年，他再次提议：“把1919年以前的80年和这以后的30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胡绳以他的声望，登高一呼，统一了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还计划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国成立的历史。1995年胡绳组成课题组，与相关学者进行十次谈线年的历史提出了不少新颖见解，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由于精力所限，胡绳续写近代史的宏愿未竟其功，但十次谈话及写成的部分书稿结集，亦为学术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其次，对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胡绳在晚年进行了深入思考，并阐发了一些新的观点。他明确表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而且很有意义，同时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胡绳还特别强调，近代中国的两大课题是民族和现代化，“现代化必须和民族问题联在一起，中国现代化不能离开的问题”，民族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此外，对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胡绳也有新的见解。他在1980年即撰文，一方面重申“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认为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所谓半封建，也就是半资本主义”。明确“半封建”等同于“半资本主义”，虽未展开论述，但这一认识引发了李时岳“两种趋向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半殖民地”化是向下沉沦的趋向，“半资本主义”化则是向上发展的趋向。胡绳在1988年更明确表示：“现在史学界有种意见，认为变成半封建不是一个倒退，我赞成这个意见。有了点资本主义才叫半封建，比起纯粹的封建主义，这是个进步。”
不难看出，胡绳历史观的“变”，只是对原来理论构架的修正和调整，而非否定尽弃前说。过分夸大胡绳晚年思想之“新”之“变”，可能会对胡绳晚年思想变化产生曲解。概言之，胡绳晚年为回应时代挑战，将现代化视角融入他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阐释体系，从而增强其解释力。他能够从挑战者一方汲取合理之处，不株守成说，勇于突破，可谓难能可贵。
胡绳的学术研究与现实紧密关联。无论是1949年前以近代史研究作为斗争的武器，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以近代史研究参与国家意识形态构建，胡绳以其理论建树和研究实绩，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界数十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拓荒人，其前驱先之功在学术史上难以绕越，他的论述和观点在不同时代仍会激起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