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特大凶杀案本网10月10日讯 《大河人家》系赤耳先生发表在《中国作家》的大作。有友人荐读之，即得闲翻阅而被吸引。感觉有殊味，启我思索，随记之。只如徜徉梅花林中捡拾落花。
小说要有好题目，《情僧录》到《石头记》，到《红楼梦》始佳，以其含蕴丰赡而意象醒豁；鲁迅之《呐喊》见战士风骨；孙犁之《荷花淀》显清丽文风；《大道》尽极端理想……《大河人家》是好题目。大河即黄河，民族摇篮，亦是北方生活的表征。大河奔流不息，曾惹孔夫子喟叹：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是沧桑的历史感，与小说中人物近百年的命运跌宕极为契合。人家自然是黄河子孙的群体，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是草根大众，或是你我，能不亲切。这两个有特色的意象相迭加，诗意绵绵，会读者无尽联想，首先会催生作家的灵感与创造，可视作是这部大作的文眼。
这部小说的情节主要三家三代人近百年的人生际遇，柳、黄、白三家是姻亲，而有更多纠葛，虽叙街谈巷语之来，正合小说本旨。这种结构与广东作家欧阳山长篇小说《三家巷》略同。然细读之，却有很大不同。简言之，乃有城乡之别，南北方生活之异，更有时代不同。在叙事风格上，欧阳山是精雕细描的工笔画，赤耳先生则是素朴的写意画。而最根本的不同，是两代作家的意识不同。欧阳山的时代，讲的是，三家的关系是合，是；赤耳先生讲的是人性的亲情，三家的关系是合，如大河东流，虽泥沙俱下，总是归的。不妨从《大河人家》拈三个情节以观之：
其一，第一代人中的柳如海参加了，以货郎面目做地下交通工作。他的姐夫白满贵则投身于阵营，并且当了团长。一次柳如海被白满贵部下抓住了，俩人一见面，柳如海即。白满贵并不恼，只想知里的情况。柳如海不讲，只是说：“你们把我放了才能证明你有。”后来白满贵果然设法把他放走了。这是不是有关云长义放曹孟德的味道呢。而在解放战争后期，柳如海只身到白满贵的团部，劝他弃暗投明。但白满贵顾虑重重，还是去了。但是人到暮年的白满贵最终还是寻到了儿女，回到了家乡，他站在黄河岸边，深情地说：“我日夜思念着这条母亲河啊，对着海峡的海水，我都能闻到黄河水的味道……”黄河是有凝聚力的，溪流百转，总要归于大河。和解、融合是历史大势，柳如海、白满贵终是要走到一起。化干戈为玉帛，是中国文化的。
其二，第一代人的黄天祥是柳如海的妹夫，他家境较好，祖辈在城里做小买卖起家，后来发展为黄家商号，在柳家湾有几百亩良田，十几孔窑洞。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他的家产被炸毁了，他决定远走他乡。他不能不管丈夫不在家的两家亲戚，就带领三家老幼一起逃难。一艰辛，遇抢走了柳如莲女儿白翠娥，遭沙暴儿子黄兴盛夭折，历经才在黄河湾落脚。随即黄天祥又带领三家人结茅为庐，同用一口锅，同喝一壶水，相依为命。显见黄天祥为人忠厚老实，人性善良。不幸的是，因为以前家里有钱，按当时政策划成了地主成分，即与柳、白两家成了敌对关系。虽然在运动中难免受些冲击，但是村里乡亲都很尊重他，抬举他，视为德高望重的长辈。诸如说亲、代东一类喜事人们都愿找他办。他的儿子黄兴旺，也没受歧视，还担任了队里的会计。这种写法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尊重历史和生活真实。中国传统文化重，讲中和之美，有和为贵之古训，正是合和的在中华民族融合壮大至今。
其三，中华民族是多民族构成，民族团结至为重要。《大河人家》表现的地域生活与蒙古族交集。蒙古族人民善良朴实，待人率真。黄天祥带逃难的三家人进入宝日陶亥地方时，已是饥肠辘辘，他们进入蒙古包，主人热情接待，炒米、奶茶、手把肉，让他们吃饱喝足。三家人定居下来后，柳保华、白鸡换、黄兴旺三兄弟出去乞讨，来到一个蒙古包，女娃格日乐接待他们，叙谈友好，送给他们一满袋炒米，大半袋酸奶酪，还有一件旧皮大衣和一块旧羊毛毯子。如此好施，尽显蒙古民族的豪迈与好客。后来柳保华认识了格日乐的父亲忽勒查大叔，结识了很多蒙古族朋友，还学会了蒙语和蒙古族长调。正像忽勒查大叔说的，蒙汉是一家。柳保华在与格日乐交往中，互相爱慕，产生爱情，还战胜了一个追求格日乐的蒙古族小伙子。这情节很有意味，体现了民族之间水乳交融的兄弟情。不幸的是格日乐生了两个女儿后，生第三胎时难产没有保住，柳保华很伤感。当他向蒙古族朋友巴格那倾诉时，巴格那就把第六胎生的男娃送给了柳保华，两人还结为兄弟。这个孩子就是柳家第三代人柳建国。他就是蒙汉一家的。民族间的亲和力绵厚深沉，更生动地表现了合和的时代，也可以说是表现了民族团结这一重大主题。
聊举三例，不难看出《大河人家》是摆脱了极端的观念，真实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中和美思想，表现了人性人情之美，写出了民族合和的大势。
建国以来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很热衷于史诗性的追求。如柳青的《创业史》、的《大道》、陈的《白鹿原》等等。严肃的史诗必须有对历史生活的真实的把握和对真的评价。胡适曾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有警示意义。追求史诗性的作品极易陷入认知，观念容易被实事所囿。面对历史应该无言。禅那般去直接参悟及物，不说，说即不着。小说家不能不说，乃是不说之说，即生活，塑造形象，意味包蕴其中。美学家伽达默尔曾写过一篇《无言的形象》，他认为：“论证性的说，实际上根本不是一种说的方式，因为它并不为所要表示的东西选择正确的词语，而是始于实用和熟悉的词语，始于其他时候别人已选用的词语。”他是反对而主张艺术的创造性。从这一角度看，《大河人家》的叙事没有，只是白描地叙述生活的琐屑，没有史诗的宏大，叙事的张扬，却是以老老实实的笔墨，逼近和还原了历史的真实。
如作品中写吃大锅饭的一节。柳保华接到紧急通知，到开干部会。会上布置两大任务：一是家家户户不许自己开火做饭了，全村人一起吃灶火，腾出时间搞。二是大炼钢铁，家家户户要把铁器都捐出来，锅碗瓢盆都要捐。会上柳保华想不通，有些疑惑挨了。散会上他心里也很不踏实。回到村里开社员大会，柳保华传达了要跑步进入主义，一大二公，村民都吃大食堂。开始时人们惊讶议论纷纷，随后就想象吃大食堂的好处。最后达成了共识：“自从坐了天下，大事小事都是为老百姓打算。这回叫咱们吃大食堂，炼钢铁，上级肯定早谋划好了，咱照着去做肯定没错，肯定吃不了亏。”这反映那个年代中国受到的热爱和信赖之深之重。可惜历史却裁定那是一场胡。柳保华当时庆幸自己认为棘手的任务顺利地贯彻了。可是好景不长，吃大锅饭了，历来节俭过日子的农民变得浪费了，而且重口难调。可悲的是，吃了不到四个月，几十石米吃光了，靠借也解决不了问题。柳保华无耐地说：“几百号人在一口锅里搅稠稀，自古少有啊。整天闹腾的鬼哭狼嚎的，不像过光景哩。闹不成，咱散球哇。”对这段历史，今天虽然有所评述，但这部小说不涉评论，但我们却从中可以窥见农民对此事接受到拒斥的心历程，亦可洞悉农民承袭的重负。这不啻是更深在的历史，虽然是无言，但内涵却很丰富。
小论说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性格鲜明的人物往往含有一定的历史容量。我们不妨解读一下有些负面形象的白鸡换。白鸡换这样的名字，在北方不鲜见，这是以前为使孩子好养活，起个贱名以避灾，以为名字贱爷就不会注意。是崇昧的一种习俗。不过在小说中叫鸡换这名字即显得小气卑下。白鸡换本人并不在乎，他没什么文化，也没啥讲究。他的父亲白满贵扒高望上，抛妻儿再娶，属脑子活泛的人。白鸡换恨他的父亲，却继承了其自利的。他很聪明，为一己利益盘算的很精明。合作社在分配工作时，他主动提出要去放羊，柳保华碍于情面就答应了。其实白鸡换放羊为的是偷薅羊绒，挤羊奶，是为改善自家的生活，一点也可以理解。后来他入了党，做了队里的保管，膨胀起来，在吃大锅饭最困难的时候，他早晚不空手地往家里倒腾公家的粮食，被老婆巧仙发现后，才不得不送还回去。他看不起一直关爱他的柳保华，认为柳保华太老实，干不成大事，于是他又产生了，地给写信，黑了柳保华，他取而代之。一朝权在手，他就，规矩，不记账目，肆意倾吞公共财物。他撤换了会计黄兴旺，是以的名义。他公开巴结贿赂领导，做自己的靠山。靠着拉关系，他也为村里争取来不少实惠：要回了东梁地；率先分到了改良种牛、种羊；开回了拖拉机；建起了粮食磨坊；他胆子大，敢让社员开荒，有更多自留地。贪腐与能干集于一身，这似乎是今日普遍特征，关键是的本性最终是害了自己。他因自家死了一只种羊，为了逃责，居然伪造现场，柳保华，从而锒铛。所幸是临终时能发现，自己的，复归向善。这样一个农民的一生，他的膨胀，是与当时的社会相联系着的，他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的悲剧。白鸡换的的历史是随了的绝对化，的与，一步步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怎么教育是个问题。
《大河人家》虽然无意史诗性表现，但在对人物命运和社会生活的白描中，活现了那段值得反思的历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无言的描述里，潜在着更复杂的历史感，这是这部小说成功之笔。
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紧贴生活，有把泥土归于大地的意味。不拔高，不神化英雄人物，英雄也是，无非是承受了更多的生命困扰。
《大河人家》众多的人物中，柳如海有些气概，算个英雄人物罢。他自小就继承了家传的乐器，搭班子唱戏，了艺术才能。他不甘做一个艺人，就到城里边帮厨边学文化，受到南方来的员的影响，他加入了、担起货郎担，担起了交通员的任务。起初是几个月不回家，后来踪迹全无，他变的有些神秘了。甚至新中国成立了，还是找不到他。儿子柳保华到延安寻找，也只是得到不确定的信息。只有在白满贵的追忆中，才知道他的英雄事迹。为什么解放了还要隐身匿名呢？大概涉及更重要的秘密工作。这样的人物，身负重大责任，要抛妻弃子不问家庭、这是最大的，他没有痛苦吗？一定会有。但他几十年坚韧地承受着，如教的一般。无疑这是英雄的献身。他堪称英雄，小说中对他的描述却是极少的。这是作家聪明的地方，留有空白足以读者的想象，那些谍战片不是把从事地下工作的英雄表现的非常充分了吗？汪曾祺先生关于写作有一句很聪明的话：人家知道多的，就要少说。
小说中的柳保华是贯穿小说情节的主要人物，他没有惊天地泣的故事，大约算不得英雄，但他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国农民传统的优良品格。他小小年纪就承担起家里生活重担，靠唱山曲、拉琴挣吃食。他为解决吃水难，带领白鸡换、黄兴旺一起打井，井子湾因之得名。在少年时就为村子做了这件大事，是一件吧。他还和兄弟一起盖了草坯房，也算是的要事。脚踏实地、勤劳肯干应该是农民的本色。在他当了社长和后，虽然白鸡换说他笨、胆子小、干不成大事，但正说明他性格厚道的一面，组织纪律，，所以受到群众支持。其实，他是有远见卓识的。由于人们乱砍乱伐，不断开垦荒地，生态受到，沙化很严重，他在旗委领导的下，依然减少耕地，新开荒，不增加牲畜，使得井子的生态得到短暂恢复。在他被撤换后，白鸡换一番，井子湾土地沙化，只好整体搬迁。这成为他的，一心要治沙。他知道靠一己之力不行，就动员儿子柳建国参与治理沙漠。在治沙遇到困难时，他柳建国和黄富国，让他们不要急，要有韧性。是老马识途，是有胸怀，是干大事的人。他的性格是沉稳踏实的，虽然曾经碍于情面照顾过白鸡换，也是人之常情。虽然在妻子格日乐遇难逝世后，他痛苦而变得消沉，给白鸡换提供了告黑状的材料。但这刻骨铭心的痛，正是他对妻子爱得深、爱的真挚的反映，是应该称道的。纵观柳保华的性格，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集于一身，有理想、有担当，应该说是属于承接传统又有新思想的新农民形象。
在新一代人物中，塑造着力较多的是柳保华的样子柳建国。他是新一代的有为青年，在的的大潮里的弄潮儿。他有蒙古族豪放真朴的血统，有柳保华家善良踏实的家教。他在湖边游戏掏回了一兜鸟蛋，让柳保华气得发抖，让他原原本本放回去。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震动，埋下爱护生态的种子。他受黄富才影响，主动要求读书。他读书的中学离家六十里，想家了，请了假，半夜三更才走到家，睡一会，吃过饭又得返校，晚点名时他已经到了。这件小事可以见出他是有志气，也有毅力的孩子。高考时报蒙古族可以加分，但他选择报汉族，是,是对自己的学习成绩有自信。他到很远的地方读大学，四年间寒暑假他都没回过家，他去粮库当搬运工，好减轻家里的负担。年纪轻轻就知道生活的艰辛，知遁心疼自己的父亲，可见其人性的光彩。有这样的人品，大学毕业前他加入了，承续了柳家的红色家风。他可以留在大学任教，可还是选择回到了家乡，热爱故土，也眷恋亲人，是有肝胆的人。他在建筑公司工作了，第二年就任项目经理，一切都亲力亲为，解决一个个难题，得到工人和领导的好评，人气很高。因此在总公司转制之际，他提出了职工的方案，经过层层评议考察，成为了总公司的一把手。他把注意力放在了治沙上，在建筑总公司基础上成立了沙产业，并把全部精力倾注其上。这样和他的妻子丁香产生了分歧，闹到了离婚，柳建国不同意。丁香由于非法集资被立案，又遭到劫匪，最后柳建国忍疼卖掉了辛苦创建的生物发电厂、绿色食品药品、旅游产业园等，以自己事业的出让，了身陷的妻子。这是他的情、他的义，该为之喝声彩。在如今只向钱看的下，他不愧热血男儿。
柳家这样的三代人构成了《大河人家》的主干。这三个人物形象分别具有传奇性、朴素性和开拓性。正曲折地表现了三个时代的特征，虽然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是不同的。但是大河子孙勤劳勇敢善良仗义的品格，一脉相承。确如黄河之水川流不息，这三个人写得熠熠生辉，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
这部小说的结尾出人意外，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总是要以大团圆为结局。柳建国们正蓬蓬勃勃发展的沙产业突然败落了，那股向上的力量被阻遏了。这无疑是悲剧性的结局，令人不快。但是有一位专家说过，小说的结尾应该是新的情节的开始。《大河人家》如此结尾极富张力，他是教我们回过头去思。我们可以发现治沙是小说贯穿始终的话题。而且造成沙化日益严重的原因也不断地加以提示。三家人未到井儿村造房子，白鸡换发现在草地上挖出泥块晾干，就常好的土坯。正是这聪明之举了生态，使原先的绿地消失了。同样，那些盲目的垦荒也造成大面积的沙化。今天看这是愚行，大自然因此对这样的愚行给予了惩罚。以往我们是这样做了，是无意识的错误。今天人类意识到生态的重要了，但是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对生态有高度重视。这样悲剧性的结尾，如背上击一猛掌，让重视这样的事业。
虽然暂时受到挫折，柳保华、柳建国们是不会打退堂鼓的。他们一起到绿化的沙漠里去，唱一句：大河湾里是我家。表明他们不会放弃，是大河子孙不会放弃。
这是一部朴素的乡土小说。以平实的叙述见长，其话语带有乡土气息，但明白晓畅，没有吊文袋之，淳真如一潭老酒，可资品味。作家对西部区的生活很熟悉，生活细节、风土人情都描述生动，生活气息很浓。读之如徜徉黄河岸边，听二胡、马头琴悠扬伴河水喧哗，不啻是一卷塞外风情画。（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斑斓）
作品时间跨度七十余年，通过父辈逃荒、新建家园、家园的情感与人生经历，纵情讴歌了新中国；通过下一辈求学、成长、治理沙漠的经历，沙化与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自然界的沙漠治理固然急迫，的沙漠治理更加刻不容缓。文本中闪耀着朴实、善良、真诚和豁达的人性底色，是一部深具家国情怀的长篇小说。
赤耳，本名郝泽军，男，鄂尔多斯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工作，同时辛勤笔耕，自2008年以来先后在国家级、省市级报刊上发表诗歌380余首、散文11篇、中短篇小说8部、长篇小说1部，出版文学作品《月亮的诉说》《太阳吟》2部。曾获第十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