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17日，南方都市报人物版推出两个整版专题报道“交通大学西迁往事：向西而歌 一芳华”，并同时通过该报新平台广泛，现将内容转载如下：
62年前，数千名交通大学师生响应中央号召，告别繁华上海扎根古都西安，为科学发展与西部建设奉献芳华。
62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长眠于黄土地下，曾经的热血青年变成耄耋老者，拳拳爱国却从未褪色。
2017年底，习总对西安交通大学史维祥等15位老教授的来信作出重要：“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迁，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2018年伊始，习总在新年致辞中，再次提起交大西迁的老教授们：“他们的故事让我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爱国奉献，无怨无悔，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源起：一通改变众人命运的电线月初的一个夜晚，时任交通大学校长、党委彭康接到了一通来自高等教育部的电话，他被告知一个重大消息：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
“当时我们开了很多会，白天晚上不间断。校党委关于西迁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即贯彻中央关于交大西迁的。”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史维祥当时任交通大学机械系党总支，至今记得当时的情况：“学校雷厉风行，彭康校长4月9日向校务委员会和党委常委会通报中央的决定；4月中旬，任梦林总务长和王则茂科长等即赴西安察看及选择校址。”
史维祥说，上海人素有眷恋繁华市区的风气，“所谓‘宁要市区一张床，不要郊区一套房。’要把数千师生员工从繁华舒适的上海，迁到相对落后的大西北来，现在仍难以想象。”
当时许多班级写信、写稿给校刊，表示决心克服困难，愉快地迁往西安。交大校刊就曾刊载一篇锅炉41班写的题为《我们向往着西安》的文章：“西安的生活条件要比繁华的上海差一些，这是事实；初去不习惯，也是必然的事。但这种属于个人生活上的困难与不便是一定能被克服的。就像有一些树木，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会欣欣向荣地成长、壮大、成荫一样。我们就要学习这种随处生根的坚韧气质，依照祖国的安排，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任何一块土地上，愉快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把我们祖国的任何一块地方都建设成美丽的花园。”
在交通大学122年的建校史中，1956年被视为一个极为重要而特殊的年份。正是在那一年，数千师生、员工挥别江南，自沪抵达古城西安，大规模的西迁由此展开。
胡奈赛回忆，当年西迁的专列上，师生们情绪饱满，嘴里不时哼唱着欢快的歌。“那时大家都觉得，未来生活充满阳光。”
当时，上海到西安的火车程全长1509公里，历时约40个小时。“尽管都是硬座，但因为我们年轻，也许还因为我们奔赴西北的激动心情，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没有多少睡意。”郑善维回忆，在西去的列车上，他常常感慨于祖国的辽阔，“当时我们的心愿就是：今天一定努力学习，明天一定要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
当年，17位交通大学党委委员中的16位迁到西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和助教占到交通大学教师总数的70%以上，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年富力强的学术更是上海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地成为黄土地的拓荒者。为了积极响应迁校，身无牵挂地奔赴大西北，他们中的许多人，毅然卖掉或上海原有住房。
当然，西迁道并非处处平坦。1956年以来，国际形势有所缓和，对原来的部署亦有所调整，交大内部也曾引发西迁是否必要的讨论。最后，经过反复分析商议，1957年7月，迁校方案调整，分设西安、上海两地，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往西安，小部分留在上海，并与上海造船学院及筹办中的南洋工学院合并，作为交大上海部分。
上世纪50年代的西安，经济建设相当落后，尚处在“电灯不明，马不平，电话不灵”的年代。最繁华的东大街也没有一所像样的房子，电线杆子歪七竖八地竖在马中心。
史维祥回忆，师生员工刚到西安时正值8月雨季，道泥泞，泥水溅衣。“学校还在基建，没有一条正规的道，大家形象地称‘下雨水泥，晴天扬灰’。”
交大55级学生谈文心回忆：“每天我们踏着铺在烂泥地上的木板到教室去上课，必须小心翼翼谨防滑倒，感到既又新奇；图书馆西南边，是一座用竹子和芦席搭建的草棚大礼堂，泥地上放了好多长条板凳，那是学生听大报告或观看文艺表演的场所。草棚大礼堂面积很大，又四处透风，冬天礼堂内外温度相同，坐久了腿会发麻，大家都蹬起脚来。现在提起草棚大礼堂，仍然倍感亲切。”
史维祥说，50年代的上海，许多教师家里已通上了煤气管道，而在西安则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做煤块、打煤球。主食吃杂粮，每月每户照顾发大米30斤，蔬菜水果很少、很贵。一些日用品如牙膏粉、灯泡等，有时还要从上海买来。“尽管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如此艰苦，但大家都振奋，以苦为乐，决心为建设、富强的新中国，为早日恢复交大的教学科研，为建设大西北贡献一份力量。”
尽管迁校任务繁重，学习生活条件艰苦，但全校师生并未因此松懈，从没有放松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的研究与探索。胡奈赛说，在当时的交大，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
踊跃西迁的力学专家朱城，创办工程力学专业，除了吃饭睡觉，他心投入到新专业的兴办和发展上。授课之余，他抓紧时间编写急需的讲义教材，著成堪与国际大师铁木辛柯相媲美的中国版《材料力学》。钟兆琳教授年过花甲，孤身一人天天吃集体食堂，却第一个到教室给学生上课，并迎难而上建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电机制造实验室。院士谢友柏，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带头迁往西安任教，刚来时没有科研基础，没有实验室，他就带领几位年轻教师，从绘制设计图到把实验室建成。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常常几天都不睡觉，困了就把木板铺在实验室地上躺一躺，最终把实验室建成国内外轴承系统动力学领域知名的研究所。
这棵在黄浦江边生长了60年的参天大树，就这样在黄土地深深地扎下根来，经过62年的生长，更加枝繁叶茂。
“我们写信的主旨，就是希望中国知识到最需要的岗位上去奋斗。”西安交大原党委潘季是15个写信的老教授之一，当年西迁时是电机系教师。他说：“当年西迁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都不觉得苦，都积极投身到学校建设和发展上，作为知识就是要有这样的爱国情怀，将国家命运与自身相联系，为国家发展作贡献。交大是为救国而建立，西安交大是为爱国而西迁，听党指挥跟党走，这就是交大人的爱国情怀。爱国奉献一直是交大的优良传统，当年的爱国情怀体现在救国，现今的爱国情怀就是要强国。”
参与写信的胡奈赛教授，虽然1994年就已退休，现在仍每天到校园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上班，为青年教师搞好教学和科研出谋划策。“在新中国成立前，我的师辈们办学就是为了救国，到了我们这一代，包括下一代人，办学是为了建国。现在的学生，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强国。”胡奈赛说，“不管是救国、建国，还是强国，都是爱国，咱们都是为了国家，这就是我们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