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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菊花台明天上午公祭九英烈 现代快报微直播

※发布时间:2018/3/26 21:44:41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昨天11点30分,烈士莫介恩的长子携夫人从美国乘飞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今天上午将抵达南京。一想到明天举行的菊花台公祭,莫先生就激动不已。为此,他已经做了多日的准备。

  ■昨天14点30分,烈士杨光泩的侄子杨延元携夫人从来到南京。此行,他带来很多珍贵的历史图片,包括杨光泩在马尼拉的影像记录,还有25年前,举家前来菊花台祭奠先烈时的合影。

  ■昨天19点54分,烈士姚竹修的幼子姚铮华携夫人刘族光乘动车组D284次从郑州来到南京。曾经参加25年前那次公祭的老人感慨,“我今年72岁,在这一辈烈士后人中,是最小的一位了,很高兴这次能在南京重聚,以后再要相聚,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今天下午3点,菊花台抗日外交九英烈中,六位英烈的十多位后人,将齐聚现代快报,70年来首度分享先辈们为国家为民族的英勇往事。他们是英烈们的儿子、孙子、侄子……他们从赶来,带着深深的和缅怀。

  明天即4月5日上午10点,现代快报将联合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区、南京市文物局,在南京菊花台举行九英烈70周年公祭。届时,现代快报微博将进行全程直播,敬请关注,点烛、献花。

  昨天上午11点半左右,莫伟雄先生携夫人出现在上海浦东机场的航班到达出口。远远看见了记者高举的接机牌,莫先生一边挥着手,一边微笑着大跨步走来。尽管飞了十几个小时、83岁高龄还患有脑血管疾病,但莫先生脸上没有显出一丝疲态,“我太激动了。知道吗,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喝了4杯咖啡。”

  虽然在飞机上睡了一夜,但莫先生的头发还是打理得整整齐齐,一身休闲西装、西裤和棕色的皮鞋。鼻子上架着的一副细框眼镜以及精致的腕表,透露出了他作为一个成功的股票经纪人与商人的气质。看着他大步流星地走来,凭谁也不敢相信他已经年逾八旬。

  从机场往上海市区的上,莫老先生停不住感慨,“中国的变化令人感到惊奇,发展太神速了。”在父亲莫介恩烈士去世后这70年里,他曾因为工作而回过中国多次。“1978年左右为一个设施工程回来,那时中国到处只有矮房,人们穿的衣服几乎一样;1992年到1994年为一个道工程回来过,那时已经变化很大;前几年常去厦门,那里几乎一年一个样;现在再看看上海,已经是个国际大都市了……”

  到达宾馆后,本以为一舟车劳顿需要稍事休息,可他却抖擞,甚至准备着要喝第5杯咖啡,结果被莫太太劝住了,“还是先休息一下吧。”莫太太说话不多,很多时间都安静地坐在一旁听着丈夫叙述,“你们的采访,一点一点勾起了他的回忆,离开家之前的那几天,他几乎天天都在写邮件,回忆和父亲、母亲在菲律宾共同生活的各种细节。他对于这趟南京之行,非常重视、非常激动。”

  坐在房间的书桌旁,莫先生将自己为4月5日公祭准备好的致辞拿出,费力地对照着英文和拼音一遍遍做“排练”。尽管有些磕磕巴巴,但他念得很认真、很入神,“他为此紧张了很久了。”莫太太说。

  接莫先生前,现代快报记者特意随身带着3月30日《现代快报》中有关莫介恩及其他几位烈士的报道,昨天午饭前交到莫先生手中。刚刚下飞机饥肠辘辘的他,一看到,顾不得吃饭,便急急忙忙地翻开阅读,看得极认真,似乎要把每一个字都牢牢刻到心中。无奈由于中文水平不高,报上的字多半不认识,很多时候,他只得愣愣地盯着照片发呆。“这是杨总,我见过……这是卓还来,在马来西亚的那位……这是姚竹修、萧东明,他们的夫人以及杨光泩的夫人就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杨家被日本人占了……这位学习生年纪很轻,22岁就去世了……”莫先生一边说,手指一边从一位位烈士名下划过。

  然而,看到忠骸回国的几副资料图片时,一直激动得不断说话的莫先生却沉默下来,“真的有很多人在送他们……我们当时去了美国,从来没有人告知我父亲的遗骸被埋在了南京。”他叹一口气,又向后翻了一页,看到了父母亲的合影,以及母亲与自己和弟弟坐在口的照片,神情变得更加凝重起来。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突然开口,“当时那么开心……”语气里透出深深的伤感。

  由于一直误以为父亲遗骸埋在马尼拉,莫伟雄从未来宁为父亲祭扫过。而这次的长途跋涉,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也是因为莫伟雄一直着,希望能再见到其他烈士的后人,和他们倾诉、分享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回忆。

  今天下午,他和其他五位英烈的后人将来到现代快报聚首,将各自的回忆拼成一张巨大的图画,帮后世完整还原70年前的历史,讲述自己了解的每个感人故事、每个动人细节。

  莫先生说,他父亲的品性,特别是在对待民族、国家的态度上,可能很大程度上受了祖父的影响。莫介恩在长大,家中一共有13个兄弟姊妹,他排行第三。莫介恩的父亲在一所同时教授中英文的大学里担任校长,对子女的教育尤其重视。莫介恩在学校成绩一向十分拔尖,甚至还在中学里跳级,15岁就中学毕业。当时正在招募优秀学生,送他们出国深造。莫介恩于是和17岁的二哥参加了组织的考试,两人均被高分录取,送往美国。临行前,父亲对兄弟二人说,“现在的中国,因为不够强大而受尽,你们出国,是为了这个国家而学习,因此必须学一些有用的,好回来后报效国家。”因此到了耶鲁大学后,莫介恩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而他的二哥主要研究火车及轨道的建设。在大学里,莫介恩担任中国学生会下一个的编辑,他常常在上写文章,号召中国留学生们学成归国,为国献力,然而却遭到很多人的不理解。“他不知道,其实很多人并不想回到中国,他们只想着赚钱,没有像他一样宏伟抱负。”

  无论周遭人是如何看待,大学毕业后,莫介恩还是毅然回国。1921年前后,被派去了沈阳,接管一家一战后交出的发电站。1929年,东北战乱,莫介恩离开沈阳。当时,中国驻菲律宾馆总正好是莫介恩好友,那时菲律宾还在美国的之下,语言是英语,好友知道莫介恩英文好、暂时又没有工作,便力邀莫介恩去馆帮忙。

  1929年,莫介恩带着妻子罗淑华、出生仅几个月的大儿子莫伟雄,来到了马尼拉,并在那里生下了二儿子莫伟俊,一家人一呆就是13年。

  莫介恩到达菲律宾后,以他的热情、幽默、友好,与当地的华人华侨很快熟悉起来。同时,通过一个由在美留过学的人士组成的同学会,他结识了很多菲律宾以及美国,其中就包括当时菲律宾的议员及其他。这些人际关系,为莫介恩此后帮助在菲争取做了良好的铺垫。

  莫伟雄回忆,当时父亲莫介恩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促成菲律宾修改或缓和了部分排华法律,使得对待华侨的法律不再如此严苛。因为此前在菲律宾,华人的、财产的均得不到。比如华人如果在菲犯罪,惩处起来也会比菲律宾本地人更加严厉。他甚至为受打劫的华商当过“侦探”,揪出了犯罪的菲律宾小偷,使得华人被抢的情况大大缓解。

  莫伟雄不止一次记得,早上一打开自家房门,就看见门口跪着请求帮助的侨胞,虽然他们遇到的问题并不属于莫介恩的工作范围,但莫介恩还是为他们积极奔走、从不推辞。深受的想通过登报等各种形式感谢莫介恩,都被他了。“他是一个极其谦逊的人,对于名利是从不在意的,”莫伟雄印象很深,“就连,父亲也总是站在后排,把自己摆在最不起眼的。”

  莫介恩为华侨们的付出,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尽管中央3次想把莫介恩调走,但都因马尼拉华侨的恳切挽留,而留了下来。其中最后一次的调任安排,是在战争爆发几个月前,来电要将莫介恩调到升任总,与前两次不同,要求他必须到任。可莫介恩却说,“侨胞这么恳切挽留我,新移民律又这么需要我来办理,等半年吧,等我弄完了这件事情,总算替侨胞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再走吧。”因此耽搁了半年,而他没有想到的,心愿还没有实现,他就将热血永远地洒在了马尼拉的土地上。

  莫介恩被时,莫伟雄只有13岁。“父亲很忙,我们只有晚上和周末才能见到他。”莫伟雄说,父亲每天白天忙工作,晚上要参加其他馆的社交活动,周末有时还要为侨胞四处奔走,与他和弟弟的相处时间非常少。因此,莫介恩也非常珍惜和孩子们相处的有限的时间。每周六,他们一家总会早早地来到中国城的一个茶餐厅,那家餐厅有很多报刊、和孩子们看的漫画,每人抱上厚厚一摞,浸心阅读,直到中午才会离开;而下午,莫介恩则会带孩子们看电影,“最常看的就是牛仔电影了,此外还有歌舞及喜剧电影,这几乎是我和弟弟每周最期待的事。”莫伟雄先生的脸上绽开孩子般的笑容,似乎回到了70多年前的某个充满欢声笑语的下午时光,但他的脸色也很快变得凝重起来。“但是从1936年以后,他回家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晚了,有时甚至彻夜不归。”

  后来家人才得知,为了日军的侵华行为、抵制日军进入马尼拉, 父亲每周都会为当地《华侨商报》写抗日文章,有时甚至写到天亮。同时,母亲罗淑华也在积极组织当地华侨捐钱和其他战时物资,并频繁地通过轮船送回国内,支援中队。

  1941年底,得知日军即将攻入马尼拉,华侨们纷纷举家逃离马尼拉。准备离开的那一天,莫介恩口停了20多辆当地华侨的汽车,华侨们为莫介恩一家准备好了房子、车子,就等着帮他们搬行李、一同离开。面对如此细心的安排,莫介恩选择了。他表示,们若走了,没有人与日军沟通,他们便会更加地。无奈之下,华侨只得先行离开。几天后,一位为们安全深感担忧的华侨又冒险驱车返回,想将莫介恩一家接走,然而,莫介恩的态度依旧。

  1942年1月,莫介恩被日军从家中带走,在菲律宾大学。当时,罗淑华还能每天探望丈夫,给他送去吃的和干净衣服,并将脏衣服带回家清洗。可是不久,形势便急转直下。杨光泩、莫介恩等人被压到了,关押在最底层一个十分潮湿的地方,受到日军。罗淑华最后一次看到莫介恩时,他的脸上全是血,浑身是伤,衣服也烂了。罗淑华在1945年的一篇回忆文中,记述了自己4月16日最后一次在和丈夫相见的场景,“当我正要离开的时候,他叫了我一声:‘淑华,你回来。’他说:‘我很对不起你。你知道,去年决定要调我到,我因为华侨再三挽留,没有离开。我想,我干外交十几年了,我对侨胞没有什么功绩,总想干一件对侨胞有益的事情才走……现在,我的计划是破碎了,而且我留下了一个重担给你。本来孩子们是应该由我培养的,现在将由你一个人负担了。’”

  从1942年到1945年,因为杨光泩、莫介恩等人不在身边,他们的妻子、孩子的生活比之过去困难了许多。莫伟雄依稀记得,他当时和母亲、弟弟住在一所大房子里,同住的还有杨光泩、姚竹修、萧东明的妻子、女儿,以及王恭玮的妻子,共5户人家。虽然战时物资紧张,但他们获得了很多爱国华侨的支持和帮助。3年来,常常有人给他们送来米、油和蔬菜,还有人给他们送去布匹和鞋子。因此对于十多岁的莫伟雄来说,生活几乎没什么改变。1945年,马尼拉光复,几家人分别飞赴美国的东西海岸,逐渐地失去了联系。

  尚有三烈士的后人失联,快报继续征集线日,菲律宾马尼拉华侨义山,面对日寇举起的枪,32岁的萧东明、25岁的杨庆寿和22岁的王恭玮挺起了自己的胸膛,就像国民驻马尼拉总馆另外五位年纪更大些的同事一样,三位年轻人看向日寇的眼神充满了轻蔑。

  70年过去了,菊花台上,将再次迎来一次为烈士们举办的公祭,现代快报记者在寻访到其中六位烈士的家属,却没能找到另外三位年轻烈士的家人——他们年轻的生命,甚至没来及留下太多痕迹。不过,人们没有忘记他们,在即将到来的4月5日,抗日外交九烈士70周年公祭活动中,将有年轻的孩子们,为他们献上。

  哪怕在最详实的史料中,关于三位年轻人去马尼拉之前的记载也十分稀少,“萧东明,号海平,1910年生,福建闽侯人,原金陵大学毕业,1932年11月1日到国民工作,1934年3月14日任交际科科员,1939年派任马尼拉总馆随习;杨庆寿,1917年出生,祖籍福建,出生于菲律宾,毕业于黄埔军校。1941年任国民科员,童年派任驻马尼拉总馆随习;王恭玮,浙江奉化人,生于1920年,著名外交家王正廷之子,上海大学文学士,出任驻马尼拉总馆甲种学习员。”这样寥寥几笔的描述,让人很难看出三位年轻的风采。

  曾经于1936年跟杨庆寿在中央学校大学部外交系同学的周开仁先生,曾经在1988年撰写《悼念日军的杨庆寿烈士》一文,“庆寿兄身材修长,态度文雅,从外表来看,他具有很标准的风度。1941年,我住到庆寿兄在马尼拉市中心租住的旅馆中,房间里堆积了不少书籍与,他十分平静,勤于阅谈,与我讨论的大半是广泛的学术性问题,诸如康德哲学之类。大概,他当时准备在菲律宾大学兼修高级学位。”

  与其他的几位烈士不同,年轻的萧东明、杨庆寿和王恭玮,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并不多。上个世纪80年代,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杨新华在写作《异域忠魂》一书时,曾经试图寻找过这三位烈士的家人,但几经辗转,收获依然不多。

  杨庆寿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这位出生在菲律宾的华侨在国内,似乎没有多少亲属。1988年,来自的游客周游,把一本当年5月发行的《传记文学》邮寄到了雨花台区政协文史委员会。“这本《传记文学》,有两篇文章,一篇是《被日军的驻菲总杨光泩事略》,还有一篇是《悼念日军的杨庆寿烈士》。”杨新华说,杨庆寿烈士的资料大多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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