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建业的情人周冰平民兵，即以平民（国人）为兵源的武装。前面提到的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即属此类。其中，成周八师与殷八师可能是同事异称，则当时共有十四师。
族兵是由贵族的族人组成。西周金文中经常可以见到族兵出征的记载，其战斗力很强。族兵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王室的间接指挥，如《毛公鼎》铭文：王命毛公：“以乃族干吾（捍御）王身。”《明公毁》铭文：“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
王的护卫兵在文献中称为“虎贲”，取其勇武之意。金文中提到的“王行”，当应指此。这支军队由贵族子弟即“国子”组成，受过良好的训练，远较平民兵精良，因而往往成为作战的中坚，如牧野之战，周人即以虎贲三千作为先导，但平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护卫周王。诸侯国中也有这类武装，但名称稍异，称为“旅贲”①，负责护卫国君。
夷隶兵是一支较特殊的武装。它由被俘获的周边民族人组成，这些人的身份属于官奴。《周礼〃师氏》之职：“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则。”《师酉簋》铭文提到西门夷、秦夷、京夷等，表明《师氏》所载是有所本的。从《师氏》看，夷隶兵的主要任务是充当王室的角色。这种现象初看起来颇为奇特，但有关材料表明，由奴隶（特别是异族奴隶）充当，在古代世界是很普遍的现象，如古希腊、罗马就是如此。
西周的军队编制是沿袭殷制而来，包括师、旅等级别，以十为进制单位。《周礼》所载的军事编制体系，是以五为基本进制单位，反映的是春秋以来的情况，因而不能据以论述西周的制度。所以，有关西周军事编制的材料很少。最主要的就是《尚书〃牧誓》，我们在论述殷商军事编制时已使用过这段材料。因为殷、西周的军制带有继承性，所以，这里不再详细探讨西周的情况，简而言之，西周时的军事编制由大到小为：师、旅、百夫、什、（伍？）。师、旅各为万人、千人。另外，《周礼〃司马》中提到的卒、两，与什、伍相通，可能是沿袭西周的旧制，如果这样，那么百夫之下即为卒、两。兵种。
西周的兵种仍以车兵、步兵为主。这两个兵种在作战中是相互配合的。这与商代并无不同，但在具体的人员配备上，可能有所变化。如《牧誓》载牧野之战中，周军的阵容是“甲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而《史记〃周本纪》载此事则谓：“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即增加了“甲士四万五千人”一句，司马迁当是有所本的，很明显，虎贲是作战的，不需配置战车，则这三百乘战车自当由四万五千名甲士配置，《牧誓》以战车为整体的作战单位，故而只言车数，而省略了甲士，从这一点来看，与殷制是完全相同的。而《禹鼎》铭文载：“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据此，则每辆战车跟从十名徒兵，此外，还有两名厮驭，即后勤人员，加在一起，共十二人，与《牧誓》不合。按《禹鼎》是周厉王时之器，临近西周末年，所以，可能在枝节问题上有所更动。
前面提到虎贲，它属于的步兵，不必配置战车，但由于它的主要任务是护卫周王。因而，单虎贲出战的情况是没有的，一般是在车徒兵配合作战的情况下，由虎贲作为先导，在阵前开，车徒兵紧随其后。军赋制度。
周人在征服战争中，将被征服的异族人迁至郊野，使其世代务农，称为“野人”；而本族人则居于“国”（即城）中，称为“国人”。这就是国野制的主要内容。周人为了独擅武装力量，不允许野人当兵。因而，兵源全部出自“国人”。
金文中的“西六师”、“殷八师”和“成周八师”，均属于平民兵，因而其兵源皆来自周族平民。“六师”之名也见于《诗经》，它与金文中的“西六师”是一回事，属于王室直辖的军队，其兵源则来自王畿内六乡的国人。
关于殷八师，有人认为是周人征服殷人后，将归降的部分殷人改编为八师。这种看法有誖于常理，难以想象，征服者会把自己的死敌武装起来。因此，殷八师即是成周八师，二者名异而实同。殷八师或成周八师，驻扎在成周，处于原殷人的中心地区，因此，建立此军的用意就很明白了，即主要是为了镇抚殷遗民和东方部族。那么，成周八师的兵源从何而来呢？原来，周人命殷后，武王即命周公负责在洛邑建置成周，据《逸周书〃作雒》知，成周有国野（乡〃遂）之制，因为成周是以东都的规模出现的，周公又曾一度居洛，分陕而治，故此处的乡遂制度与王畿的六乡六遂不会相差太远。所以，由成周的诸乡提供八师的兵源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只是每乡所出当不限于一师，否则就凑不足八师之数。
王畿六乡征兵之法，《周礼》中有记载。《周礼》成书虽晚，但尚保存许多古制，像征兵之法就是其一，《小司徒》：“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畋）与追胥竭作。”即每家只出一人，其他人称为“羡”（意为“余”），只有举行畋猎或追捕盗贼时才全部征发。所以这是一种正卒、羡卒并行的兵役制。
关于服兵役的年限也有记载，《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及六十⋯⋯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贾疏：“七尺谓年二十”，贾公彦是据《韩诗》立说，基本可信。据此，则六乡国人服兵役的年限为二十岁至六十岁之间。但有些人可以豁免兵役，如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等等。
成周和各诸侯国的征兵之法，从原则上来讲，与王畿六乡当是相同的。国人除服兵役外，还要承担一定的军赋负担，即《孟子〃滕文公》所说的“国中什一使自赋”；野人因不服兵役，所以其赋额要高，一般为九一税。并且要进献兵甲车马等武备。武器平时藏于，如《周礼》中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等职，金文中还有司箙（箭袋）等。战时则授兵甲于七卒，如《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大宫即祖庙，则授兵的仪式是很庄重的。军事训练。
就平民兵而言，由于兵农合一，因而不可能进行专门化的军事训练，只能以类似春秋时的“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①的方式来进行，同时，军训的方式也承袭军事制时代的特点，带有较原始的色彩，即通过败猎的方式进行，如《左传》所说的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周礼〃司马》之职：“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这些名目虽不相同，但总的方式却是一样的，只是训练的侧重点各有差异。
应该指出，《左传》、《周礼》等载的春、夏、秋、冬四季军训的名目，在西周时是不齐备的，因为，直到西周末，四季的划分法和相应的名称均未出现②。由此可知，《左传》、《周礼》所反映的是春秋时的情况。还有前面提到的“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无疑亦是后起的制度。但即便如此，这只是名目、频率上的差别，就算西周每年以春、秋两次举行军训，与春秋时代的四季军训在方式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况且实际上春秋时代很少有一年四季均举行军训的范例，《左传》、《周礼》所记的只是一种整齐化的制度。
这种军事训练，尚带有炫耀武力的用意，《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伐纣，在战争过程中却举行了一次大蒐（即畋猎），获猎物甚多。此外，整顿军纪、发布文告等，也都在军训中进行。
贵族的族兵的训练方式多也采用畋猎的方式，不过，他们训练的机会要多一些，因为他们一般不受农时的约束。 周王的护卫军虎贲属于常备兵。因而也另有一套文武结合的训练方式。如《周礼〃保氏》之职：“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国子”即贵族子弟，是虎贲的来源；所谓礼、乐、射、驭、书、数，是国子学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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