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春秋》中鲁庄公十三年“（鲁庄）公与齐侯（齐桓公）盟于柯”时，《左传》却仅有一句解释，“始及齐平也”——长勺之战后齐、鲁两国至此柯之盟，鲁庄公始与齐桓公通好。撰写者对于刺客曹刿齐桓公一事却一无所取。这是为什么？
中学课本里的文言文名篇《曹刿论战》，选自《左传》一书。文章记载了鲁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国君臣取信于民、积极备战，并灵活运用兵法击溃强齐的一段历史。文中以君臣问答的形式，详尽描写了曹刿的军事理论；其中诸多习语如肉食者鄙、一鼓作气等更是传诵至今。相比之下，这一段《左传》文字所解释的《春秋》经原文，却仅有“公败齐师于长勺”这一句极其简要概括的叙述。与《左传》相类似，《国语》一书对长勺之战中曹刿论战的内容也有记载。不过，仅止于曹刿和鲁庄公战前讨论需要取信于民以备战的一番对话，文字和《左传》略有不同，战争过程及相关解释则一并付之阙如了。如此读来，实在令人慨叹《左传》在补充历史事实之际，言君臣备战与分析战争的对话事战斗实际场景描写并济，书法真正传神，入木三分。
此外，关于曹刿的事迹，《左传》、《国语》均记载了另一段发生在鲁庄公二十三年之际，曹刿劝阻鲁庄公不要去齐国观社礼的一段谏言。由此可知，曹刿在通晓军事理论之外，更是一位知礼、受礼的谏臣。
然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到了汉代司马迁笔下，竟然发生了逆转：《史记》中对于长勺之战不仅没有点滴描写，曹刿也变成曹沫（此处从《史记索隐》说法，以曹沫、曹刿为同一人），转身成为《刺客列传》中的第一号登场人物，文中记载了作为刺客的曹沫在鲁庄公十三年齐鲁会盟于柯时，执匕首齐桓公答应归还侵占鲁国故地的史事。而这一刺客故事却在前面的《左传》、《国语》中完全没有只字提及。
作为军事理论家和知礼谏臣的曹刿，在近来发现的战国竹简中有印证。上海博物馆收藏并整理了几千枚楚国竹简，其中就有自题篇名的《曹沫之陈》（文字根据整理者隶定，沫本作蔑）一篇，文中有曹沫和鲁庄公关于礼制与军事理论的问答，可知文献《左传》、《国语》中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而《史记》中的刺客曹刿，则有《荀子》、《公羊传》、《管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文献相关记载为之佐证（以上文献中曹刿或作曹沫、曹昧、曹翙），想来也是言之有据。
然而，二者形象毕竟迥别。于是，从宋代开始陆续有人质疑：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形象，究竟是否属于同一个历史人物？有人认为，两种形象应当分属两个不同的人物，遂将上述故事分别归属为曹刿与曹沫，如《东周列国志》。有学者甚至提出，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根本是受到战国之际刺客风尚的影响，将一些不经之谈也窜入历史叙述中来了。
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应当是读到《左传》了，《史记》中众多历史叙事就是《左传》的重述可以。然而，关于长勺之战，他为何不用《左传》的历史记载？这或许与撰写者司马迁的选择有关。《鲁世家》、《齐世家》中阙如的长勺之战及其相关君臣备战、论战的内容，可以理解为司马迁采用了《公羊传》的缘故在同样作为《春秋》解释的《公羊传》中，并无相关记载。相传，司马迁曾从学于汉初《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既然师所不言，以道、严师训的传统来看，司马迁的这一取舍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何以曹刿竟然成为《刺客列传》中的首号人物？事实上，正如前文所列举，早在司马迁以前，已经有诸多文献中的曹刿成为刺客了。《战国策》中记载，荆轲与燕太子丹言及刺杀秦王一事，就以此为例：
所谓“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说的就是在柯之盟上，曹刿以匕首齐桓公，其归还失地之事。可见，节义刺客形象的曹刿应当早已深入了。而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所叙不过是延续旧说而已。
那么，《国语》和《左传》又是如何呢？《国语》一书，顾名思义，记载不同国家、即所谓国别之“语”。该书中曾记载楚庄王向臣下申叔时请教古代贵族教育的内容，申叔时在答复中，提到了“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内容。对于其中的“语”，申叔时解释说：“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也就是说，通过“语”的学习，了解先王明德于民的旧事，以实现使得贵族子弟“明德”的教育目的。通观《国语》全书中的语录体对话史事，大致就是按照这一标准进行的选材和编辑。因此，柯之盟这一段他国国君的史事自然也就落选了。
最后来看《左传》。《左传》中曹刿论战自然是补充历史事实，以事证经“公败齐师于长勺”这是《左传》解释《春秋》的特色所在，不同于《公羊传》和《榖梁传》以经对此了无更多史事说明。作为鲁国史书撰述，以鲁国君臣备战、论战及战事叙述补充《春秋》所不足，实在合情合理。不过，在面对《春秋》中鲁庄公十三年“（鲁庄）公与齐侯（齐桓公）盟于柯”时，《左传》却仅有一句解释，“始及齐平也”长勺之战后齐、鲁两国至此柯之盟，鲁庄公始与齐桓公通好。撰写者对于刺客曹刿齐桓公一事却一无所取。这是为什么？
前文曾说到，有人认为司马迁受到战国之际刺客行侠风尚影响，将后代战国事件附会至前代春秋的史事。这一说法如果成立，《左传》中不见柯之盟的刺客曹刿当然也就不用解释。不过，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之下，司马迁曾有一段“太史公曰”，提及他对于远古五帝事迹材料选取的态度：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五帝的故事距离司马迁已经很久远了。不仅当时学者已经说不清楚，史料也残缺不全。司马迁在遍历四方，兼听各家传言之后，终于确定了相关书籍内容作为《五帝本纪》的撰写材料。考虑到司马迁对于史事如此严谨求是的态度，那么，柯之盟上曹刿齐桓公的事情完全出自向壁虚造，就这样轻易的进入司马迁的历史叙事，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史记》叙事并非是后来者附会前代史事，那么，会不会《左传》撰写者也同司马迁一样，在选材编辑之际，同样出于某种原因，了这一段历史叙事呢？这一可能性大约也无法排除。事实上，在最为简单叙事的《春秋》经中就只有齐、鲁两国国君会盟于柯而已，根本没有曹刿以及齐国名臣管仲。这分明就是史书撰写者立足国之大事进行叙事选择的最简结果。
假设《左传》作者与司马迁一样，都是“有所为”有选择的编辑材料进行各自的史事叙述，我们就大可不必为所谓两个形象的曹刿烦恼了。事实很有可能是，不同的历史撰写者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对过去经验的历史进行了不同的选择：《春秋》强调国之大事，需要以最简洁的文字记载国之大事，于是仅剩下齐、鲁国君二人；《左传》旨在刻画一个守礼谏诤的军事理论家，以叙事的形式来补充解释《春秋》的简短文字；《国语》则通过君臣对话的形式，描绘出与《左传》同样的人物形象，不过主旨则在以此强调“明德于民”的贵族教育；至于《史记》，由于选材依据的不同（《公羊传》）或特定时代共同认识，表现出曹刿作为节义刺客的形象。虽然不同作者撰写历史的视点有所变化，但都是基于过去经验的历史，从而展现出作为过去经验的历史的某一个侧面而已。
作为过去经验的历史和作为书写或表达的历史，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后者当然基于前者，这才是历史客观性的根本所在。不过，这并不表示，作为书写的历史永远“臣服”在作为过去经验的历史之下。事实上，历史撰写者都在以不同的视点去书写历史叙事，并且带给读者不同的历史经验感受。既然如此，与其某一种历史书写的绝对，不如做一个敞开的读者，让不同的历史叙事一起交织起来，来一场跨时空的智力拼图游戏，这样的历史阅读会不会更有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