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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刿的“两副面孔”:军事理论家何以成为节义刺客?

※发布时间:2018/5/9 21:36:00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在面对《春秋》中鲁庄公十三年“(鲁庄)公与齐侯(齐桓公)盟于柯”时,《左传》却仅有一句解释,“始及齐平也”——长勺之战后齐、鲁两国至此柯之盟,鲁庄公始与齐桓公通好。撰写者对于刺客曹刿齐桓公一事却一无所取。这是为什么?

  中学课本里的文言文名篇《曹刿论战》,选自《左传》一书。文章记载了鲁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国君臣取信于民、积极备战,并灵活运用兵法击溃强齐的一段历史。文中以君臣问答的形式,详尽描写了曹刿的军事理论;其中诸多习语如肉食者鄙、一鼓作气等更是传诵至今。相比之下,这一段《左传》文字所解释的《春秋》经原文,却仅有“公败齐师于长勺”这一句极其简要概括的叙述。与《左传》相类似,《国语》一书对长勺之战中曹刿论战的内容也有记载。不过,仅止于曹刿和鲁庄公战前讨论需要取信于民以备战的一番对话,文字和《左传》略有不同,战争过程及相关解释则一并付之阙如了。如此读来,实在令人慨叹《左传》在补充历史事实之际,言君臣备战与分析战争的对话事战斗实际场景描写并济,书法真正传神,入木三分。

  此外,关于曹刿的事迹,《左传》、《国语》均记载了另一段发生在鲁庄公二十三年之际,曹刿劝阻鲁庄公不要去齐国观社礼的一段谏言。由此可知,曹刿在通晓军事理论之外,更是一位知礼、受礼的谏臣。

  然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到了汉代司马迁笔下,竟然发生了逆转:《史记》中对于长勺之战不仅没有点滴描写,曹刿也变成曹沫(此处从《史记索隐》说法,以曹沫、曹刿为同一人),转身成为《刺客列传》中的第一号登场人物,文中记载了作为刺客的曹沫在鲁庄公十三年齐鲁会盟于柯时,执匕首齐桓公答应归还侵占鲁国故地的史事。而这一刺客故事却在前面的《左传》、《国语》中完全没有只字提及。

  作为军事理论家和知礼谏臣的曹刿,在近来发现的战国竹简中有印证。上海博物馆收藏并整理了几千枚楚国竹简,其中就有自题篇名的《曹沫之陈》(文字根据整理者隶定,沫本作蔑)一篇,文中有曹沫和鲁庄公关于礼制与军事理论的问答,可知文献《左传》、《国语》中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而《史记》中的刺客曹刿,则有《荀子》、《公羊传》、《管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文献相关记载为之佐证(以上文献中曹刿或作曹沫、曹昧、曹翙),想来也是言之有据。

  然而,二者形象毕竟迥别。于是,从宋代开始陆续有人质疑: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形象,究竟是否属于同一个历史人物?有人认为,两种形象应当分属两个不同的人物,遂将上述故事分别归属为曹刿与曹沫,如《东周列国志》。有学者甚至提出,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根本是受到战国之际刺客风尚的影响,将一些不经之谈也窜入历史叙述中来了。

  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应当是读到《左传》了,《史记》中众多历史叙事就是《左传》的重述可以。然而,关于长勺之战,他为何不用《左传》的历史记载?这或许与撰写者司马迁的选择有关。《鲁世家》、《齐世家》中阙如的长勺之战及其相关君臣备战、论战的内容,可以理解为司马迁采用了《公羊传》的缘故在同样作为《春秋》解释的《公羊传》中,并无相关记载。相传,司马迁曾从学于汉初《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既然师所不言,以道、严师训的传统来看,司马迁的这一取舍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何以曹刿竟然成为《刺客列传》中的首号人物?事实上,正如前文所列举,早在司马迁以前,已经有诸多文献中的曹刿成为刺客了。《战国策》中记载,荆轲与燕太子丹言及刺杀秦王一事,就以此为例:

  所谓“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说的就是在柯之盟上,曹刿以匕首齐桓公,其归还失地之事。可见,节义刺客形象的曹刿应当早已深入了。而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所叙不过是延续旧说而已。

  那么,《国语》和《左传》又是如何呢?《国语》一书,顾名思义,记载不同国家、即所谓国别之“语”。该书中曾记载楚庄王向臣下申叔时请教古代贵族教育的内容,申叔时在答复中,提到了“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内容。对于其中的“语”,申叔时解释说:“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也就是说,通过“语”的学习,了解先王明德于民的旧事,以实现使得贵族子弟“明德”的教育目的。通观《国语》全书中的语录体对话史事,大致就是按照这一标准进行的选材和编辑。因此,柯之盟这一段他国国君的史事自然也就落选了。

  最后来看《左传》。《左传》中曹刿论战自然是补充历史事实,以事证经“公败齐师于长勺”这是《左传》解释《春秋》的特色所在,不同于《公羊传》和《榖梁传》以经对此了无更多史事说明。作为鲁国史书撰述,以鲁国君臣备战、论战及战事叙述补充《春秋》所不足,实在合情合理。不过,在面对《春秋》中鲁庄公十三年“(鲁庄)公与齐侯(齐桓公)盟于柯”时,《左传》却仅有一句解释,“始及齐平也”长勺之战后齐、鲁两国至此柯之盟,鲁庄公始与齐桓公通好。撰写者对于刺客曹刿齐桓公一事却一无所取。这是为什么?

  前文曾说到,有人认为司马迁受到战国之际刺客行侠风尚影响,将后代战国事件附会至前代春秋的史事。这一说法如果成立,《左传》中不见柯之盟的刺客曹刿当然也就不用解释。不过,事实恐怕并非如此简单。《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之下,司马迁曾有一段“太史公曰”,提及他对于远古五帝事迹材料选取的态度: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五帝的故事距离司马迁已经很久远了。不仅当时学者已经说不清楚,史料也残缺不全。司马迁在遍历四方,兼听各家传言之后,终于确定了相关书籍内容作为《五帝本纪》的撰写材料。考虑到司马迁对于史事如此严谨求是的态度,那么,柯之盟上曹刿齐桓公的事情完全出自向壁虚造,就这样轻易的进入司马迁的历史叙事,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史记》叙事并非是后来者附会前代史事,那么,会不会《左传》撰写者也同司马迁一样,在选材编辑之际,同样出于某种原因,了这一段历史叙事呢?这一可能性大约也无法排除。事实上,在最为简单叙事的《春秋》经中就只有齐、鲁两国国君会盟于柯而已,根本没有曹刿以及齐国名臣管仲。这分明就是史书撰写者立足国之大事进行叙事选择的最简结果。

  假设《左传》作者与司马迁一样,都是“有所为”有选择的编辑材料进行各自的史事叙述,我们就大可不必为所谓两个形象的曹刿烦恼了。事实很有可能是,不同的历史撰写者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对过去经验的历史进行了不同的选择:《春秋》强调国之大事,需要以最简洁的文字记载国之大事,于是仅剩下齐、鲁国君二人;《左传》旨在刻画一个守礼谏诤的军事理论家,以叙事的形式来补充解释《春秋》的简短文字;《国语》则通过君臣对话的形式,描绘出与《左传》同样的人物形象,不过主旨则在以此强调“明德于民”的贵族教育;至于《史记》,由于选材依据的不同(《公羊传》)或特定时代共同认识,表现出曹刿作为节义刺客的形象。虽然不同作者撰写历史的视点有所变化,但都是基于过去经验的历史,从而展现出作为过去经验的历史的某一个侧面而已。

  作为过去经验的历史和作为书写或表达的历史,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后者当然基于前者,这才是历史客观性的根本所在。不过,这并不表示,作为书写的历史永远“臣服”在作为过去经验的历史之下。事实上,历史撰写者都在以不同的视点去书写历史叙事,并且带给读者不同的历史经验感受。既然如此,与其某一种历史书写的绝对,不如做一个敞开的读者,让不同的历史叙事一起交织起来,来一场跨时空的智力拼图游戏,这样的历史阅读会不会更有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