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刘国强的长篇报告文学《日本遗孤》向我们展示了抗日战争中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却收养了成千上万日本侵略者的遗孤，可谓感天动地。作者写道：这些孤儿“他们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他们既是中国人，也是日本人。他们处在历史的夹缝中，他们成为了一段被人们遗弃的历史。战争和侵略令他们成为异乡的孤儿，而主义和大爱却使他们拥有了一位位超越血脉、国界、的中国父母”。
2012年，刘国强又奉献了长篇报告文学《浪子的春天》(《中国作家》2012年第11期)，向我们报告了一个近乎奇迹的故事。1993年，一个刑释者，在沈阳塔湾与人创建了后最早的“旧机动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此后，他相继接收了300多名处处碰壁、无着的刑释人员。他的名字叫张立祥。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不乏“七进宫”、“八进宫”的回归者，加入了张立祥的公司，却能改恶从善，弃旧图新，开始了他们的崭新的人生。19年来，这些身背前科的人，竟然实现了“零犯罪”！我读过一篇文章，有一个数字至今记得：目前全世界出狱人的再犯罪平均数值为50%。张立祥创造了奇迹。
刘国强的报告文学帮助我们复习了这种文体的基本特质：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是一个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的参与者，必须要有强大的社会担当。正如萧伯纳所说：“所有值得一读的书都是由写成的。”刘国强的创作主体具有这样的，他能够发现的，为了创作这两部作品，我们似乎能看到他采访几百人的停不下来的足迹和查阅无数历史资料的疲惫的身躯……两部作品，60多万字，凸显着的是的的情感力量，也表达出作家心中升腾起的对的人性的深深的。
无论我们的文学将会探索出一条怎样适应转型社会又不失文学的，也不管在化娱乐化潮流不断涌来的背景下，文学将会怎样走着曲折坎坷的而最终达到繁荣，我相信，“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刘国强的报告文学创作带给我们很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创作主体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具有发现的、的思想境界；这样的创作主体——文学有之则生则兴，无之则衰则亡。他的这两部作品就是他的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互动互补的双向选择的结果。
刘国强的作品带给我们的再一个重要是：报告文学不能只有报告没有文学。这两部作品可谓是我们瞭望社会文明进程的一个独特窗口，他以形象艺术承载并完成了这一社会意义的表现。文学是人学，文学的第一要义是写物，特别是人物的心理。
刘国强遵循着这一艺术原则。在《浪子的春天》中，作家注意到中心人物的重要性，意识到如果不能写出这个人物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无法使他意识到的意义得以承载。于是，他写张立祥打架，出狱后找不到工作，创业中经历怎样难以想象的艰辛；怎样接收和他一样找不到工作、生活无依的出狱人员；他怎样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励志；他了社会观念和惯性思维的怎样的不解、、、打击……
在这样的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历练中，我们看到一个有人性深度的性格鲜明的硬汉形象：他阳刚而又柔情、热情而又冷峻、善良而又果决。作家既写出张立祥言传身教的一面：他一年365天守候在单位，顾不上自己和家庭，职工谁有困难，他都帮，他说的最多的话是：“有困难跟大哥说，我肯定帮你。就一条，再难，也别动歪歪心眼！”“只要做个，就没人瞧不起你。”同时也写出他承受种种的心理压力。为了工人们，他什么坎都得过，什么气都得忍，忧虑、委屈甚至是天天积压在心头，有时不得不他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宣泄了、了，回来，又是以“阳光形象”示人……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而不是空洞无力的概念性人物。
通过塑造张立与他经历相似的朋友们的群像，刘国强凸现了这一特殊“弱势”群体的典型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科技的进步往往要以的倒退为代价去换取。”在转型社会中，当社会的价值重心出现失衡，人们都面临着价值观的困惑之时，犯罪现象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代价。同时，在任何时代都是至为宝贵的。若能使之成为的主体，就不会让感埋没或受制于功利目的。若能使之成为社会风尚，人们就具有了悲天悯人的心怀，即使尝遍艰辛，也付出、帮助他人。
超越利益原则的行为才能成就人之。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有一些困难、患有心理障碍、处于边缘的弱势人群，他们之中很多是在一时冲动之下才犯罪的。社会对他们要多一些宽容。在教育、、帮助他们的过程中，爱的温暖力量是最强大的，大爱可以净化和提升人的心灵，可以使人们控制和管理好以符合社会规范，也可以使人们对待“一时失足”的人群。多一些平和、宽容大度，有助于这一特殊的的主体的转变与提升。
美源于爱。雨果说过：“如果没有爱，太阳也会死。”刘国强有这样的，他是个的勘探者，也期望他的勘探能有更多的发现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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