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集中兵力与分兵的一贯态度
在人民军队战史上，集中兵力与分兵的争论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有了。是一直反对分兵的。1928年10月，在《中国的红色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明确指出：“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1929年4月，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针对当时中央的分兵陈述了反对分兵的理由：“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从1927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是失败了。”
1930年1月5日，致信（即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其中提到：“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影响），才能于促进发生实际的效力。”
在信中，对有的同志他“一味反对分兵”，作了唯物辩证的辩解：
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的战术都不同。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这时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基于上述认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对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之“一般原则（不论防御时或进攻时）”作出这样的：“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
“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是反对分兵论者的理论武器！
“第一不要性急，第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1946年9月16日，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两个多月后，在为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中，指出：“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但是在抗日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在现在的内战时期，情况改变了，作战方法也应改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在战役部署上，必须反对那种轻视敌人，因而平分兵力对付诸之敌，以致一也不能歼灭，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的错误的作战方法。”他还特别提醒：“现在我军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在平时，他们赞成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但到临战，则往往不能应用这一原则。这是轻敌的结果，也是没有加强教育和着重研究的结果。”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中央于1946年9月23日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陈毅）、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谭震林）会合在一起进行作战。9月28日，致电陈毅：“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一）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二）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10月15日，致电陈毅、张鼎丞（华中军区司令员）、邓子恢（华中军区）、曾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并告粟裕、谭震林：“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根据这一，陈、粟于12月15日至19日共同指挥了宿北战役，歼整编第六十九师等部2.1万余人，华东战局转趋主动。
1947年1月下旬，华东全军实行统一整编，撤销山东、华中两野战军番号，正式组成华东野战军（简称华野），下辖12个纵队。陈毅任司令员兼，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三人成为华野的“三驾马车”，“战役指挥交粟负责”。同年3月，军缩短战线，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东实施重点进攻。在山东战场，军集中24个整编师，采取密集平推、稳扎稳打、不轻易分兵的新战法向鲁中推进，华野大军“一时间感到无处下口”。5月4日，致电华野领导人陈、粟、谭“送宝”：“（一）要有极大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电文主旨，不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5月6日，又致电陈、粟、谭，继续强调：“第一不要性急，第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粟裕心领神会，利用敌人的骄狂心理，于5月13日至16日发动孟良崮战役，歼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3.2万人。
5月22日，发来电报，高屋建瓴地指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电文同时指出：“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显然，和的新，是以山东战场为全国战场的轴心，华野现地作战的意义和任务显然都加重了。
“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
为了贯彻这一重要，陈毅于5月28日至6月2日在山东沂水县西北的坡庄召开了华野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5月29日晚，陈毅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他根据当时战局特点，针对部队思想情况，全面地讲了形势和任务问题。陈毅的报告在军事问题及建军工作部分，结合孟良崮战役进行了总结。一些干部听后，将其基本扼要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不急躁，不分兵，山东歼敌。6月22日，致电陈毅等：“据悉蒋以东北危急令杜聿明坚守两月，俟山东解决即空援东北等情，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如何确保“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陈、粟、谭等华野领导的压力，无形中加大起来。
这时，方面也在加紧准备进攻。蒋介石在南京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上说：“我自张师长（灵甫）殉职以后，立刻命令前方（沂蒙山区）部队停止进攻，同时召集各将领来彻底检讨，彻底研究，彻底改正我们部队的作风和习惯，重新决定我们的战略战术。必须等到我们全军一番的之后，乃能作进一步的打算。”蒋介石赌咒发誓一般地说：“沂蒙山区之战，是我们军人存亡所关的一战，颓势，把握胜利，就要从这一战开始。我决定把全副用在这个战场上。”
蒋介石为了“”，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提出了“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的指导方针，重新编组进攻兵团。他将进攻主力9个整编师共25个旅调集在莱芜至蒙阴不及50公里的正面上，摆成方阵，从6月25日起再次向鲁中山区发动进攻。26日午后，军飞机把悦庄、南麻一带炸成一片火海。
鉴于军兵力集中，一时难以做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陈、粟、谭于6月28日商定了分兵出击敌后以创造战机的方针，当天即报呈：
根据敌六个整编师采取靠拢在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沂鲁山区进犯的情况，我以一个纵队攻占费县后，向西泗水敌主要补给，以四个师扫除临（沂）蒙（阴）之少数敌人后即控制该线，其余主力仍集结于沂水西南与东里店之线及其南北地区。估计刘邓南下前，我一部西进，可能引起变化，创造出击机会。
6月29日，焦急等待回电的陈、粟、谭，继续商讨并完善分兵出击敌后以创造战机问题，并形成实际部署如下：命令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和华野部主任唐亮率第三、第八、第十纵队转赴莱芜、泰安、大汶口之线，执行歼击敌第八十五军或第十二军之任务；命令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率本纵队由临（沂）蒙（阴）线西进歼冯治安部之一个团，尔后或向西北或向西或向南，视情况决定。当晚，以上各部都已行动。
28日的电报呈上后，陈、粟、谭担心一直反复强调“不性急，不分兵”的会提出。30日，他们收到了于29日12时发来的一份电报，出乎意料，主旨是“应取分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
蒋军毫无出，采取胡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异常，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沂）蒙（阴）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该敌，使外出两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之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
相比的分兵主张，陈、粟、谭所拟只能算是“近距离分兵”
电报显示，认可了分兵提议，并且主张大分兵。
兵力规模上：陈、粟、谭28日电报讲一个纵队加四个师（相当于两个纵队）分兵两出击，实际部署分兵出击的是四个纵队，但主张要有五个纵队分兵两出击。
出击距离上：鲁向，陈、粟、谭主张（从东到西）是莱芜、泰安、大汶口之线，主张要“泰安以西、以南各地”，西进的距离明显大于陈、粟、谭所拟距离；鲁南方向，陈、粟、谭原拟是控制临蒙线，并西进歼冯治安部之一个团，却认为“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今薛城）、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查看山东地图就会发现，作战距离向南延伸许多；“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作战也很大。相比陈、粟、谭所拟的分兵和实际分兵部署，的分兵主张是“远距离分兵”，陈、粟、谭所拟的只能算是“近距离分兵”。
当时，由于敌情严重，陈、粟、谭已经部署分兵，就未再根据当面情况研究并制订一个新的方案，而是于30日就按照的意见执行并：（一）由叶飞、陶勇率第一和第四纵队越过临蒙公向鲁南挺进。（二）由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三）正面部队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沂水、悦庄公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上述作战部署于7月1日开始执行。这就是华东野战军战史上著名的“七月分兵”。
当6月30日华东野战军三分兵之时，刘邓大军依据总的战略计划，强渡黄河，对鲁西南展开猛烈进攻，连续歼敌获胜。
7月2日，复电华野陈、粟、谭等领导人：“布置甚好。陈士榘所部似以越过莱芜直打泰安及其南北之线为宜。得手后收复肥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
陈、粟、谭接电后，各部迅猛出击。很快，叶、陶两个纵队攻占费县、峄县、枣庄，陈、唐三个纵队攻占津浦大汶口至万德段，敌人的后方兖州和徐州。蒋介石集团急忙调整部署，抽调已进入鲁中山区的邱清泉第五军等七个整编师（军）分西援，留下胡琏的整编第十一师等四个整编师在鲁中山区要点。鲁中山区的大量敌军调走了，仅留下整编第十一、第六十四、第二十五、第九师等四个整编师。军以“重点进攻”战略在鲁中山区击破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遂告破产，一个极为有利的形势在华野面前展现出来。
可以这样说，分兵初期战果是理想的。但是,对于战局的这一变化，华野领导人作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判断，把整个局势的可以乐观与当面情况的仍然严重混淆起来，认为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已被粉碎，留在鲁中山区之敌军势必相继西撤。因此，在作战部署上也着重于截断敌人退。后来发现军并未撤退，再调整部署，转移兵力敌人，又为大雨阻隔于沂河、弥河两岸。而军则利用控制桥梁和渡口的有利条件，集结兵力于南麻、临朐两地由于对当面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分兵以后出现的许多新变化也估计不足，为了配合刘邓大军作战，急于打像过去那样的大胜仗，因而发生轻敌急躁情绪，导致作战指导上的失误。其结果，正如后来陈毅所说：“因雨季没有打好仗。打敌十一师（7月17日至21日在南麻），五天五夜只消灭一个团，（7月24日至30日）在临朐五天五夜只消灭两个营，打费县消灭一个旅，打泰安敌人逃跑了。7月打八仗只有三仗打好。”在这没有打好的五仗里，让华野参战官兵引为的，就是由陈、粟、谭指挥的南麻、临朐战役。
连续作战失利，陈粟大军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总计高达五万人
7月中旬，华东野战军前指决定：指令陈、唐三个纵队迅速西进，济宁、汶上，密切配合刘邓大军作战；指令叶、陶两个纵队迅速攻克滕县、邹县，然后转兵北上，寻歼西援之敌；陈、粟、谭直接指挥的四个纵队，则乘敌未全部后撤时，首先歼灭位于南麻的敌整编第十一师五个团，切断敌整编第九师等退，然后与叶、陶两个纵队协力歼灭敌整编第二十五、第六十四师。7月17日黄昏，南麻战役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战役一打响，陈、粟、谭就发现敌情与原来的了解不符。敌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胡琏接受张灵甫全军覆没的教训，行动十分诡谲小心。6月29日占据南麻地区以后，迅速在南麻周围大小山头和村庄构筑起密密麻麻的子母堡2000多个，形成火力互相支援的地堡群，各个据点间用交通壕联结，外围设有、鹿砦等障碍物，阵地前500米内的树木、庄稼一律砍光，驻地村民一个不留地赶走。可是,?摇陈、粟、谭得到的情报却是南麻敌军构筑工事未成。战斗过程中，参战部队每攻克一个堡垒，都要付出伤亡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代价。加上时值雨季，连日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河水陡涨，部队行动受阻，弹药受潮失效，天候宜守而不利于攻，更增加了作战困难。7月21日晚，陈、粟、谭决定撤出战斗。据《粟裕传》记载：“南麻一仗，歼灭蒋军整编十一师少将旅长覃道善以下官兵9000多人，华东野战军付出了伤亡4000多人的代价，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打了一个消耗仗。”而据军旅作家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一书中所写，华野付出了伤亡1万多人的代价：“南麻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代价十分惨重的一次战役。战斗结束后，第九纵队伤亡4000多人，第六纵队伤亡2000多人，负责正面的第二纵队伤亡4000多人。”南麻战役进行了整整五个昼夜，仅歼灭敌整编第十一师一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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