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禄成和符书明都自称“爱国者”，而他们的“爱国”却在过分沉湎的历史与狭窄的现实面前变得和扭曲。
2012年10月12日，在野草藤蔓中逃亡了15天后，王禄成决定自首：“我把自己交给国家了。”15天前，这个36岁的男子握着敲碎的啤酒瓶，仅仅因为争论“中日开战哪方会赢”捅死了自己的朋友——25岁农民符书明。
2012年9月27日晚，王禄成和朋友吉学文骑着摩托车，来到海南万宁市兴隆镇的“来一杯”酒吧。刚坐下，他就听见旁边一个男人在谈论问题。“日本武器先进，生活水平高，咱中国打不赢的。”王禄成认出这是邻村村民、朋友符书明。
即使是在这个偏远的小镇，家国话题也时常是青年们桌上的热点。作为一个自认为热烈的爱国者，王禄成觉得难以这样“丧气”的言论。他走了过去，大吼道：“国家养大你的，你都不知道?”
符书明不服，他曾报名参军，落选后仍不时慨叹报国无门。脾气暴躁的他远近有些名气，很少人敢顶撞他，尤其在他极为在意的“爱国”问题上。
事实上，王禄成认为他自始至终没有否认过对方的品格。他和符有过交往，符也爱国，只是自认比一般人更冷静。“但我觉得他是悲观，”王禄成说，“我中国必胜。”
但在那个灯光炫目的夜晚，混合着酒精的控制了两具兴奋的。在喧哗声中，两人的不断升级，王禄成称，是符书明先拿起啤酒瓶砸在他头上。
鲜血从王禄成头上流下来。中，王禄成捡起一个啤酒瓶，敲碎底部，将剩下的半截啤酒瓶，猛力捅入了对方腹部。
王禄成逃到了一座酒店的后山上。恐惧随着冷静而至，他枯坐在石头上，望见村子依稀闪烁的灯火，反复诘问：“这到底值不值?”
王禄成出生在距离兴隆镇5公里的大洲村。1939年，入侵的日军曾在此派驻了一个小队，大洲村自此与战争、和结缘。
王禄成记得自懂事起，爷爷王政华就会反复讲述日军的。他露出手上鱼鳞般的伤疤，说这是在被日本人做苦力、修建田独铁时受的伤;偶尔也会指着脸上的麻子，说起当年如何在昌江石碌铁矿染花，又如何。
村里有一个祖辈念叨之地——“坡”。1970年代，人们从这里挖出了几具遗骸，当时还是孩子的村委王廷宇看见一具缠绕着铁丝的白骨。父亲对颤抖着的他说：“记得，你要记得。”
大洲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战争样本。村中幸存老人声泪俱下日军的场景成了王禄成一代的成长记忆。
但到1970年代后，随着中日关系转暖，“世代友好”逐渐成为共识和宣传基调。大洲村受到了冷落，一些老人甚至流下了眼泪。“他们无解，未还，怎么去‘友好’呢?”王廷宇说。
大洲村就这样一边在中沉湎，一边延续着它的闭塞和贫穷。甚至连日常的村庄词汇，也带有历史色彩，村里人这样骂消极怠工：“你这是在给日本人做工?”
这样的境况到1990年代才被打破。村里通电了，终于沐浴于现代文明之光。有了电视机后，“抗日剧”又成为必备节目。方寸荧屏里，人们续写着先辈未竟的心愿。
历史的烙痕穿越时光，酝酿成一个村庄的准则。以致符书明后，他的母亲黄春连首先要解决的是儿子的名节问题。“他不是支持日本，他记得历史，他是爱国的。”这位53岁的村妇念叨。
这样的想法同样出现在王禄成身上。2012年10月12日早晨，大哥王禄云见到了投案自首的弟弟，面容疲惫，双手戴着手铐，身上穿着一套偷来的割胶服。
儿子出事后，王禄成的父亲明很伤心。但相比旁人，这位63岁的老农更实际地认为，儿子的冲动之举，早就埋藏在他狭窄的人生之中。
在明看来，自他懂事起，村里人就只能在“巴掌大的土地”扑腾。“出门撒泡尿都过了自家地头。”明说。
大洲村共有三百来人，人均只能分到9分田。1989年，刚读小学三年级的王禄成辍学回家，到县城工地打零工，一个月挣100块钱，最多时每天要砌三千多块砖。
1999年，砌了10年砖的他开始偷窃。王禄成喜欢偷音响和电视，一是因为容易偷，一是“因为它们有声音，也有颜色，比我好”。当年，王禄成，服刑一年;2000年，他再次，10年。
里，王禄成却意外收获了“另一种平静”。繁重而规模化的劳动，让他“感到安定”;每天收看新闻以及阅读法制报刊，则让他“从心底产生了对国家和法律的”。2006年，因为“表现好”，王禄成被提前。他30岁了，想要重新生活。
王禄成努力干活，并试图重新融入人群。村里有红白喜事，或是盖房子，他总去帮忙，不要工钱，给一包烟就行。
打工20年后，王禄成终于拿到每月一千多的工资。不过，已是而立之年的他仍居住在父亲1981年建起的老房中。属于他的十平米小屋里，只有一张竹席铺着的床、一张用于堆放衣物的破旧红椅。
封闭、落后的家园让越来越多的女孩子选择逃离，像王禄成一样的“穷光棍”，村里就有三十多个。王禄成唯一一次最接近幸福的是喜欢上镇里酒吧的一个姑娘，因为她“爱笑，脾气好”。最后姑娘却了他，原因是他“坐过牢，人也穷”。
昔日的兴隆，如今已是中国旅游名镇，王禄成却发觉自己与大洲村一样，仍旧被遗留在了固化而孤独的过往。
王禄成与当活的联系，只是在洗尽一天粉尘后，到酒吧喝7块钱一瓶的海南啤酒，这让他内心淤积的疲惫得以随酒精挥发。他最常光顾的“来一杯”酒吧，是小镇里最廉价的酒吧之一：露天，坐不满50人。他在这里结识了死者符书明。
事发前，王禄成原以为将要这样余生，然而今年发生的中日争端，却让他重新发现潜藏的热血。
王禄成回忆，他每天打完工，回到狭窄的小屋里，打开哥哥送他的20英寸康佳电视，仿佛就与世界有了一些联系，“人再穷，也要关心国家”。
六点的海南直播，七点的，十点的凤凰卫视军情观察室，几个月来所有的节目都与有关，王禄成的心情也随着这个千里之外的小岛而浮沉——事实上，他连在哪里也不清楚。
2012年夏，王禄成看到的船被两艘日本船夹击，他会在屋里大声骂：“太人了!”9月，见到激愤的人群在中国各个城市，王禄成则心潮澎湃：“万宁怎么没有爱国青年上街?”他甚至为砸车的行为叫好。
明注意到，以往沉默而木讷的儿子，一旦看着电视，“就像换了个人”，时不时会高声大喊，或是低声：“打仗我也去!”
同样，这场热潮也让符书明深受感染，他再一次对母亲提起了未圆的当兵梦想，黄春连则笑着用儿子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理由劝阻了他：“爱国还是要有文化。”
最终，这两位年轻人在同一个晚上走进“来一杯”酒吧。几个月来所累积的热情与，让分歧变成了争吵，进而地砸碎了酒瓶，并刺进一方的身体。
2012年10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在万宁市所见到王禄成，他开始怀念这个好友，他重重地敲着额头，着：“为什么要争、要吵、要打，最后弄成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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